在干校的时候，有一次一些人在厢房内议论一些事，我住在堂屋里。

当时我已经&ldo;解放&rdo;，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

厢房同堂屋是通的，他们议事没有我参加，但也不避我，所以他们的谈论我自然而然都听到了。

只听徐道河说，揭发批判时，你上纲牵强附会，我批判东拉西扯，本人做检查也不免有些言过其实的东西；但在定案时都要把这些东西排除掉。

就说邓力群吧，大家揭发批判的东西很多，他本人交代中间也可能有些过头的东西，但我们定案时，都要把这些东西排除掉。

徐道河，我很早就认识他，这个时候能这样办，我觉得不简单，是个讲党性、够朋友的同志。

郑惠后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在当时那种紧要关头，和徐道河一起来找我，没有按照那个人的想法办，也不容易。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插曲，总的来看，我们七个人奉命批邓，没有出格。

乔木过头一点，传出去后，老干部普遍不满意，但总的来说，乔木也没有按当时的风向给邓添枝加叶；共同的调子都还是按对当时中央文件的领会来说话。

人们后来把我们几个人的话加以比较，如在会上，关于《论总纲》，我曾说：每个观点、每句话、每个提法都由我负完全责任，其他人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本来这也是事实，我不过是如实地承担了责任，而这件事居然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

这说明一点，在党内斗争中间说真话可不容易啊。

王震同志多次和很多人说，邓力群在&ldo;文革&rdo;期间、&ldo;反击右倾翻案风&rdo;中保了邓小平，没有上推下卸。

邓小平同志也认可此事。

很多地方传，小平同志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一个邓力群。

说真话，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人们之间有各种接触，不能因为党内斗争尖锐，就把自己说的话推给别人，把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没有做过的事，牵强附会，上纲上线，甚至加以捏造。

4&ot;四人帮&ot;想搞第二个中心

在&ldo;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rdo;中，&ldo;四人帮&rdo;想搞第二个中心。

前面说过，1976年2月，华国锋召集了两次&ot;打招呼&ot;会议：第一次是2月19日，第一批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第二次在2月25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部分大军区的负责同志，一共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华国锋讲话打招呼。

此后，又搞了第三批，是另外的十二个省、区和几个大军区，3月2日来京。

江青自作主张，召集第三批来京的十二省区负责同志开座谈会。

会上，江青就&ot;风庆轮&ot;问题4大做文章，批邓小平。

就在这次会上，江青说，研究室的材料证明了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的谣言公司，邓小平是总经理，胡乔木是副经理。

这不是要搞另一个中心吗？对这件事情，江青他们受到毛主席指责。

3月10日，毛主席对风庆轮问题请示报告批示：&ot;（材料）不应该印发。

此事是不妥的。

&ot;

在组织上，&ldo;四人帮&rdo;也想搞第二个指挥中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批判。

当时，舆论完全被他们控制了。

后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说明是有两个中心，两种意见。

激起群众义愤的是4月4日送的花圈，当天晚上就收起来烧了。

4月5日群众就起来，&ot;还我花圈！

&ot;这边就组织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