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1日做好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和运动的基本总结以后，我被先念同志找去，在国务院财贸小组当副组长，恢复正常工作。

这在后面还要专门说。

总的说来，在挨整时，没有六神无主，还是读了些书，做了些理论工作。

重提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经济，在当时来讲是第一篇文章。

我们的主张，于光远就不赞成，北大经济系全部都不赞成，在当时的北京理论界，赞成的人极少。

后来在1977年12月，我又到中央党校讲了一篇，也收在我的《文集》中了。

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这些情况都表明像毛主席所说的，在挨整时，没有消沉。

主席很爱引用&ot;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ot;，司马迁倒霉修《史记》等典故，应该说我自己虽然没达到人家那么高的水平，但当时自己的心情、精神状态能够安得下来，不消沉，仍然读书、研究问题。

我不仅自己这样做，还鼓励身处逆境的年轻同志。

在这点上，自我感觉还是够格的。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五&ldo;四人帮&rdo;垮台后政研室继续受压

1出乎意料的处境

&ldo;四人帮&rdo;垮台以后，在政研室外部，形势仍然很不好。

总的说是&ldo;四人帮&rdo;在台上时受压，&ldo;四人帮&rdo;垮台后照样受压；内部出气了，外部还是受气。

毛主席去世后进行遗体告别。

一般机关负责人都安排到那里守灵，研究室没有份。

少数负责人分批到大会堂向毛主席遗体告别，我们去了，乔木就不准去。

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就找我商量，说，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几十年，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有个机会给主席告个别，可是一直不准，怎么办？这事我们也报告了，批下来不准他参加。

我说，你写封信吧。

胡乔木就给汪东兴和江青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后来就成了一个把柄。

开追悼大会，正式通知每个机关可以推举两个负责人上天安门搭的那个大台子，政研室推了胡乔木和我。

报上去以后，纪登奎来电话，说你们两个不上好吧，为了大局，你们不要上台了。

我们也就忍了。

结果，研究室去参加追悼大会时限定名额，胡乔木还是不让参加。

我参加了，在广场上站着。

有的年青同志看到我们站在广场里头，非常不平。

我那时已经61岁了。

1977年1月24日，李鑫找胡乔木谈话，说你秉承邓小平的意思，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继续参加毛著编辑工作，调回中办。

我今天只是口头通知，将来有正式通知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