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乔木那时医疗待遇还未恢复，他有一个亲戚是医生，我把她吸收到医务所，目的是照顾乔木，熟悉，方便。

人家就传出来，说这个人是我的小姨子，邓力群搞私人关系，把自己的小姨子安排进来了。

我也把这事讲清楚了。

这是我对乔木的关照。

这里顺便讲一件有关乔木的事。

先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要解散了，后来又说不解散了。

那时正准备开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要我们研究室出个人大代表。

因为我是党代表，考虑选于光远为人大代表，大家也同意。

后来，我想应让乔木当代表，这样他就可以进入人大常委当委员。

于光远当人大代表没问题，但选成常委，不一定通得过。

而乔木当常委，估计是能通得过的。

这样可以使乔木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

于光远很痛快，完全同意。

别人就说我：你怎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情况就是这样。

我是从全局考虑问题。

对乔木，就是为了使他能帮助小平同志更多地做些工作。

我在社科院，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政治观点。

包括我个人的事，该批评就批评，该同意就同意，应该讲我在社科院是光明磊落的。

尽管人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

但在这一点上，人家无话可说，没有人说我邪门歪道，阴一套阳一套。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五办八件实事

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工作有重点，但有一条，就是不论如何开展，都不能阻碍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都要有利于把社科院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科研上来。

到1982年5月离开社科院这四年多，我们陆续解决了一系列与科研有关的问题，主要做了以下八件重要的事。

1扩大科研领域，新建十几个研究所

这个工作主要是为社科院的健全和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科基础，扩大了学科设置规模。

设想是胡乔木提出的，我帮他实施。

我们去社科院时，只有14个研究所。

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扩至50个，后来实际上没达到。

到1981年底，增加到30个左右。

新成立的所级研究机构中，有些是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学科分出来的。

例如经济研究所原只有一个，后来一分为五。

研究国际问题的原来有一个世界经济研究所，后来增加了世界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又由中共中央联络部划归社科院，这样一来，有不同的研究所对世界范围不同领域不同国家开展研究。

文学所原来只有一个，后来又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新成立的所级研究机构还有：新闻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所。

到现在为止，社科院还是胡乔木当时设计的框架，只是后来有些研究所进行了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