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时这种情况，我们研究室也感到问题严重，不正视、不解决不行。

因此经常和劳动部门的康永和交换意见。

劳动部门也吸收了一些年青人进行培训，然后帮他们介绍和安排工作。

劳动部系统还创办了劳动服务公司。

因为国营企业安置不了那么多人，我们建议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并且想办法发展集体经济来吸收劳动力。

当时也确实有很多清规戒律，如有的集体经济不但没有劳保、医疗，他们的工资还低于国有经济。

在和劳动部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我在有的场合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主要是要发展集体企业，同时也要允许个体企业存在、发展，要允许这些企业工资高于国有企业。

因为很多安置在集体企业的人不安心，工资少，劳保、医疗待遇较差或没有，都希望企业升级。

而事实上，搞企业升级是不可能的。

随着农村包产到户的出现，我也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并转发了有关双包到户的材料。

如安徽省肥西县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的材料，就是由我们书记处研究室送给邓小平同志的。

邓小平在5月31日发表&ot;关于农村政策问题&ot;的谈话时，肯定了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风阳县的大包干。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广和贯彻，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如专业户，重点户，纷纷出现。

这些在1980年以前已有所表现，到了1980年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当时不开放个体经济不行了。

问题在于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的同时，要引导他们向合作经济发展，这个工作没做，是个缺陷。

但在那时即使制定了这样的政策，也实行不了，个体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势不可挡。

而要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就势必发生阶级分化。

私营经济就是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必然会产生的。

我当时对私营经济和雇工剥削的出现，并不持反对态度，而是主张对这个问题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会产生什么新问题，新问题出现后，领导上要帮助解决些什么问题。

我所关注的是这方面的内容。

而赵紫阳、胡耀邦、万里就是主张放，放手让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

我提出要做调查研究，胡耀邦说这是从概念出发。

我们做了一点调查研究，却被认为是错误的。

我们曾经想召开全国各省市研究室主任会议，一起来研究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情况，研究出现的新问题，商讨如何做调研，出了些简报。

胡耀邦看了这些简报，说，如果这个会议一开，就是给下面一个暗示，中央的政策要变。

我和研究室的同志，对于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就是上面所说的。

对包产到户，接触了许多材料后，我坚持两条：一是坚持土地公有；二是要研究和关注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不要只注意家庭联产责任制。

对于前一条，情况比较好，因为实践证明这一条不可动摇；对于后一条呢，包括后来多种形式的发展，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

我想，这与全党爱刮风有关，一旦一个东西被肯定，不管条件适合与否都照搬。

如果当时能了解清楚生产责任制有多种形式，有不同程度的公有制成份，那就可能会出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

忙碌的一九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