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九届二中全会把陈伯达揪出来，《红旗》就乱了套，军宣队、工宣队都慌了，搞&ldo;小集团&rdo;的人（包括吴江）也慌了。

这时，由于陈伯达是我的对头，陈一垮台，我也有了一点发言权了。

我说：吴江、陈茂仪这些编委可以&ot;解放&ot;。

那时陈伯达在台上，吴江等人要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只能跟陈伯达；所以对这些人跟随陈伯达应该给予谅解：由于我说了这些话，吴江、陈茂仪这些人先&ot;解放&ot;了。

同时，我还说，是不是他们认为运动初期是陈伯达把他们&ot;解放&ot;了，所以他们对陈伯达有感恩图报的意思。

在这点上，他们是否也有值得检查的地方。

这句话把吴江他们得罪了。

吴江和关锋都是有仇必报的人，你得罪他一点，他就永世不忘。

在&ldo;文革&rdo;结束以后，我把卢之超、卫建林这些比较努力、有一定水平、又有一定文字能力的人陆续吸收进来，先是在财贸小组，后是到研究室。

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也吸收了一些人。

以后机构一合并，这些人都到了书记处研究室了。

2我澄清事实的回信

事实就是这样，我感到我有责任说明真相，澄清事实。

为被吴江不顾事实一再向中央指控的这批中青年同志说话。

于是我草拟了一封回信，把这些情况加以说明‐‐所谓的造反派、野心家、投机分子是怎么回事，张云声是怎样一个人、卢之超是怎样一个人，都做了说明。

其中吴江的信中还点名说到滕文生。

滕文生在&ldo;文革&rdo;时帮关锋做了一些事，主要是看人民来信、内部材料，看了以后选送给&ot;文革小组&ot;看。

就是这么些事。

我草拟的回信稿全文如下‐‐

吴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给耀邦、仲勋同志和九月七日给耀邦、任穷同志信遵嘱阅过。

吴江同志曾长期在我领导下工作，&ldo;文化大革命&ot;期间又一道在五七干校、吴&ot;文化大革命&rdo;初期受审查，自然不会是&ldo;邓力群专案组组长&rdo;。

他及其他原红旗杂志中层领导干部工作中的错误，我当时都承担了责任。

关于我所了解的吴江同志的情况和我对吴江同志的看法，过去向耀邦同志谈过，去年中组部向我调查时也谈过，如他有一定理论修养，能写文章，但和同志团结不大好，不宜担任很高的领导职务，等等。

我仍坚持这些看法，但似应再做若干补充才更周全。

一九六九年夏到干校，机关运动中的专案组改称材料组，人员也有所变化。

比如吴信中点名的许多同志，非但不能再参加材料组工作，自己反而成了审查对象，运动初期受审查的同志，有的却参加了材料组工作。

吴江同志就曾以材料组工作人员身份和我谈话、核对材料，但对不符合实际的材料仍允许我申辩，这是我至今犹记不忘的。

吴称&ldo;在干校时遇到的唯一的一桩是非问题，就是参加批判&lso;小集团&rso;&rdo;。

吴信所开名单中特意注明&ldo;现在书记处研究室&rdo;的几位，以及未上名单而目前同样在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吴江同志与他们之间同样心存芥蒂的几位，相当一些就曾以&ldo;小集团&rdo;一案受过吴江同志的批判。

这都是原在红旗工作的一般干部、中青年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