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以前，红旗及干校的运动一直由陈伯达控制。

陈自一九六四年底开始就不断向一些同志说我的坏话，&ot;文化大革命&ot;初又说我系刘少奇派来向他夺权。

一些同志不了解情况，批判中说过头话，我从未计较。

我和吴江同志相识、共事的时间不算短。

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比较老的和比较负责的干部，吴江同志在&ot;文化大革命&ot;中批判我，现在向中央写信、和中央同志谈或当面批评我，无论是否事实，无论是否过头，我都认为是可以的。

向中央反映其他同志、包括中青年同志、包括自己下级的错误亦无不可。

但是正因为是共产党员，正因为是比较老的比较负责的共产党员，就更应严格尊重事实，何况有些事情真理并不在吴江同志一边。

吴信在中央同志面前点了一系列同志的名，而这些同志尚无在中央同志面前与吴江同志平等地说明情况和为自己申辩的机会，这于了解事实全貌不利，不知能否有补救办法。

乔木同志建议由中组部召集，再找一二有关同志将此事谈清楚，我是同意的。

我对自己这封信中提供的情况负责。

如看法有错误，请中央同志并请吴江同志指正。

这封信稿写成后，感到给中央领导同志说明情况，不必这样具体，故又加以精简。

正式的复信于9月18日发出，全文如下――

耀邦、王震、任穷、乔木、仲勋、启立、野苹同志：

看了吴江同志九月七日给耀邦、任穷同志的信，谨作如下说明。

1、据我所知，吴江同志确实不是&ot;邓力群专案组组长&ot;，只是1969年6月下干校以后参加了军代表主持的材料组的一部分工作。

他曾和其他材料组同志同我谈过一次话，核对我的一些材料，态度不算坏，对不符合事实的材料，曾经允许我申辩。

去年中组部向我调查吴江同志&ot;文化大革命&ot;中的情况时，我曾向他们如实讲过上述情况。

也有个别同志向我问起吴是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我也如实向他们讲过上述情况。

2、红旗杂志&ot;文化大革命&ot;中的情况，同别的单位不同的特点主要是，作为总编辑的陈伯达，亲自发动和组织全社干部向邓力群、胡绳、范若愚造反。

他自1964年下半年起就分批和一些同志谈话，说了我不少坏话。

本来是他动员我去红旗工作、我不愿意，他又请求少奇同志让我去红旗的，可是&ot;文化大革命&ot;一开始，他竟说是刘少奇让我去红旗向他夺权的。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各样帽子都加在了我的头上。

他的地位和活动，使红旗的干部很难了解事实真相。

在批判斗争我的时候，不少干部说过一些过头话，我也从未有过任何计较。

信中说到，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参加了当时的专案工作。

当时，除林杰、周英外，其他同志都没有列我进行追逼。

如徐道河同志，还在一定场合负责地为我说明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这在当时的空气下，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3、吴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信中说，&ot;文化大革命&ot;初&ot;写过一些坏文章&ot;，&ot;个别的也有小野心&ot;的同志，中间不少在书记处研究室，认为&ot;过分集中使用于中央身边，不一定恰当，对这些同志本身也未必好&ot;。

乔木同志看了这段后批了几句话，说&ot;这种提法至少不利于团结&ot;。

我曾要求，与耀邦同志谈谈吴江同志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因为忙，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