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侄女，在北大时是一个热血青年，满腔热情参加了抗美援朝。

停战后，转到地方学俄文、学技术。

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冶金学院当技术员，当助教。

到&ldo;文化大革命&rdo;，造反相当积极。

她丈夫的父亲是个香港的小资本家，1975年去世，她要和丈夫一起去香港继承遗产。

我劝也劝了，骂也骂了，但她还是要去。

他们做的是国货生意，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要赚钱还得靠祖国。

在这次北京发生动乱、暴乱期间，她态度坚决，要同北京搞动乱的人站在一起。

写信回来很荒唐地说：我的叔叔几年受压，也一定会同她站在一起，反对政府。

其实，我们家里在北京的人，都是反对动乱的。

到现在为止，究竟她的立场转过来没有，还要经过实践的考验。

我的侄子也参加了抗美援朝。

以后考上北大，读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入了党，政治方向一直不错。

不能说他多年中间没有错误和缺点，但是可以说，他从参军那天起，到北京这场风波，政治方向对，识别能力比较好，工作勤恳、努力，业务能力达到了高级编辑的水平。

我的儿子，1966年初中毕业，不满18岁，就下乡劳动，在农村将近十年。

林彪事件以后，他曾到五七干校看过我，说了两句亲身体会的话：&ot;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革命。

&ot;他当过生产队长，劳动肯干，同农民的关系比较好，交了一批农民朋友。

在农闲时，登名山，临大川，访问古战场，凭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还抓紧时间读了书，结交了一批在农村锻炼并且立志献身农村建设事业的青年。

1976年&ot;反击右倾翻案风&ot;，我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受到牵连。

回到北京，我让他认真阅读了《资本论》等经济方面的经典著作，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

1977年恢复高考，靠他自己的成绩，考上了北大，读的也是经济系。

1980年，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学生进行竞选活动。

大家知道，北大最活跃的一个是胡平，一个是王军涛。

他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

这与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了解，以及平时的学习是分不开的。

他曾和我说过，在这次北大的竞选活动中，沙健孙等老师主动出来设讲座，回答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帮助不少同学提高了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

他在经济系学习的过程中间，意识到搞经济不懂得数学不行。

所以在北大几年，不仅读完了经济学的课程，还读完了数学系大部分课程。

毕业以后，他同一批立志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青年，在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当了研究人员，也入了党。

到1983、1984年，这些人中间发生了分化，有几个人离开社科院，到了国家体改委的体改所。

在这次动乱、暴乱中，他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考验。

在接触实际、研究理论的过程中，坚定了信念：中国要坚持公有制，不能实行私有化；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搞资本主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