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9年夏天到长沙，在原由国民党左派主办的一个中学上学，开始阅读左倾的文学作品。

读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深受感动。

另一方面，我们的校长、教务主任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成员，每逢纪念日或学生集会，他们大讲汪精卫这个人，讲汪精卫的事，使汪精卫成为我崇拜的一个偶像。

汪当时的口号叫做&ot;夹缝中间的奋斗&ot;，这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一个印象：救国靠蒋介石不行，只能靠汪精卫。

这一年蒋桂战争爆发，广西军队经过长沙，进军武汉，不久败下阵来。

后来阎冯反蒋，但很短的时间，被蒋瓦解了。

对汪、冯、阎打败蒋的希望，也从此幻灭了。

1931年夏天，我从长沙经过南京到北平。

那时长江正发大水，从报纸和传说中知道，几百万人被淹死，上千万人逃荒。

上了北平汇文中学，开学没多久，就遇上了&ot;九&iddot;一八&ot;事变。

没几天，东北三省完全被日本侵略者占领。

学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有些学生到南京请愿，&ot;失足落水&ot;，被捕被杀。

我总希望汪能坚持抗战，但很快汪蒋合作，既不再反蒋，也不抗战了。

由此，寄希望于汪精卫救国的幻想也破灭了。

很短一段时间里头，我情绪消沉，热衷于读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

到1932年，上海抗战失败，热河也失守了。

这个时候，在北平的一个表哥，引导我看左翼小说，阅读外国革命文艺作品，还看一些浅显通俗的社会科学小册子。

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一些救国救民的主张。

1933年，发生了长城事变，同共产党合作的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同盟军向日军反攻，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默契配合下，遭到失败。

在这期间，日本飞机经常在北平上空盘旋侦察。

我们的学校是个美国教会学校，听说校方为了保护美国的财产，在教学楼的楼顶上铺了美国的旗帜。

在中国读书，竟然要顶着美国的旗帜上课。

受到很深的刺激。

感到莫大的污辱。

走出校门不远的地方，有个日本随营妓院，外国兵经常酗酒闹事，辱骂殴打中国人。

再往前走，就是东单广场，不准中国人入内。

经常见到外国兵在那里武装操练，向中国人示威。

紧接着的是东交民巷，有外国的使领馆，各国的驻军，享有治外法权，完全是&ldo;国中之国&rdo;。

外国驻军不仅在这里面耀武扬威，而且常常到北平郊区实弹演习。

国土被践踏，民族受凌辱，令人无法忍受。

这些东西，在四十年前已被革命的铁扫帚扫除干净，可是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心情很难平静。

这年夏天，我的表哥知道了我的思想倾向和救国热情，正式跟我说，准备让我参加一个组织。

不几天，他在东单市场撒革命传单，被捕了。

他的一个朋友让我去取表哥留下的东西。

我正式向他提出，要求参加革命组织。

他说，你还年轻，不必忙于参加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