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活动方式之不同而形成的，绝非故意的标新立异。

事实上，我们的「请示」与「批覆」，

全凭一纸「电文」而已。

所谓的「电文」只是从电台上抄录下来的「密码」，看上去，都是

些阿拉伯数字，再经由「密电本」译成明文，才能显示出文字所含得内容。

通常，我们只用

一张小纸条誊写出来，这就是关系国家大事，个人生命，我们自己认定的「公文」了。

如果

把这张小纸条交给一个没有参加实际工作过的人去看，他会相信这与盖过印信的公文书具有

同等效力吗？说出来也觉得非常出奇，多少年代过去了，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对此「公文」提

出疑义的人！

关于郑恩普、傅丹墀二人奉准参加工作的事，我通知了他们两位，虽然「军事组」与「情

报组」的地位相等，因为我不能经常停留在天津，所以仍交由吕一民代表我负责联络，也就

是仍然维持现状，所不同的是建立了正式的工作关系。

郑、博二人，对于单凭一句话就算建立了工作关系这一层，也很自然的接纳了，并没有

提出其它任何问题。

我当然还是和从前一样的保持着对他们两位的尊敬。

不过，我有一点保留，那就是目前还不能把我负有制裁吉鸿昌的使命一事，明白的说给

他们知道。

一来是惟恐他们有所顾虑，其次是我们之间还没有建立完整的互信。

郑恩普先生的为人，非常「四海」，他在友侪中普遍的受到尊敬，所以很多朋友都称呼

「郑三爷」以示推崇。

尤其是在天津这个地方，无论士农工商那一行，二人相遇寒暄，开口

便都称「爷」，比仿张爷、李爷，而且这个叫一声「爷」，那个便还称三声「爷、爷、爷」，

这也是一种社会习俗。

因是之故，我也改口称郑恩普为「郑三爷」，一直到八年抗战胜利后，

我们重逢于北平时，才又改称「大哥」。

这是后话。

目前，为了对郑恩普、傅丹墀交赋工作任务之事，倒使我踌躇起来了。

此刻，我们迫切

需要的，是与吉鸿昌有关的任何情报，可是在郑恩普的观念中，他总认为做情报并不是一件

堂皇的事。

当初，就是为了吕一民组长要求他搜集情报，弄得很不愉快，几乎因此而决裂。

这一次所以建议上级为郑、傅二人成立一个从未有过的「军事组」，也都是为了迁就事实之

故。

至于「军事组」的基本任务，类如策动伪军反正、联络民间武力等，并非刻不容缓之事，

在执行步骤中，仍应以侦察吉鸿昌的活动，列为优先。

为今之计，除了避免使用搜集情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