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更不敢多说，如果我问了，他是知道的而又不便告诉我，岂不使他为难。

鲁翘临去，嘱咐我多休息，少出去，以免有事通知找不到人。

鲁翘去了，留下我一个人，

有机会叫我想，而事实上我也不能不想。

首先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我说走就走一无安顿的

家，与此同样系念的，是天津工作站，以及我能否回任天津，这两个问题自然有连带关系。

至于到河内去干什么？我想，这当然与汪精卫之背离重庆有密切关系，王鲁翘不是说他也一

同去吗？他不是刚从广西对付了一个「职业打手」之后，调到香港来的吗？我不是在华北指

挥或参与过许多次行动工作吗？据此推论，思过半矣。

我再想，也不尽然，因为汪某的身份地位特殊，与一般的通谋敌国者又有所不同，当不

致于对他怎么样吧？

无论怎么想，总是想不明白。

既然来都来了，当然只有唯命是从了！

第二天，时在二十八年元月中旬或下旬，戴雨农先生偕同笔者和王鲁翘三人，由香港直

飞安南首邑──河内。

同机者尚有十多年后出任某国大使的陈君，因他另外办了手续，且声

称另有公干，很可能与本案无关。

此处之所以提及，作为信证罢了。

陈君在河内只停留了一

夜，即匆匆离去，在此短短期间，有迹象显示，他给戴先生引见了一个人，一个与「河内工

作」大有帮助的人。

不过，这仅是一项观测，因为迄无左证，不能完全当真。

再说我们几个人在飞机上：戴先生和我坐在一排，他靠窗，我近甬道，鲁翘是后面一排，

和一个外国人坐在一起。

我心想，一路上有的是时间，总可以告诉我一点端倪了吧，可是他

始终不开口。

我也曾数度引起话题，他仍然嗯嗯两声，不肯多说。

这也许因为飞机引擎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