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基地，联合设在衡阳的省立三女师、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省立第三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师生，开展了许多次颇具影响的爱国学生运动。

三师学潮从1923年的3月一直闹到6月，学生坚持斗争，拒不复课。

学校当局没有办法，就宣布放假，食堂不开饭，学生只好散掉了。

张秋人、蒋啸青、屈子健、贺恕等党员教师被强行辞退。

张秋人后来在黄埔军校任教官，1927年9月在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不幸被捕，翌年2月遭反动派杀害。

他是我在第三师范时最尊敬的一位教师，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

三师学潮是我接触的第一次群众性的斗争，它给我的教育很深，感触甚多。

虽然当时我还不能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但那些为首的学生们不畏强暴、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使我由衷地钦佩。

事后我曾问自己：是什么力量驱使袁痴他们那样勇敢忘我地去进行斗争？为什么我就没有这种力量？答案当然是后来才找到的。

由于三师学潮在湖南全省引起很大震动，省长赵恒惕不得不对三师校长职务作了调整。

到了1923年下半年，第三学期开学以后，第三师范的校长换成夏寿康。

夏校长是一位庸碌无能的老学究，又未聘到得力的教员和助手，因而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

学生中因袁痴、罗严、唐朝英等一批革命分子被开除，也不活跃了。

整个学校处于一片沉寂之中。

这时我对学业已毫无兴趣，全神贯注地阅读我所能接触到的各种书刊报章，深入地探索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政治问题。

一时间，国内的各种政治思潮一齐进入我的视野，我从中发现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问题。

例如国家、民族正受到外国列强的宰割；军阀战争连年不断，土匪蜂起，灾民遍地等等。

我看到，不光是我一个人苦于无出路，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既然国家、民族、社会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个人出路还从何谈起？这样，我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跳出了个人的小

圈子，不再考虑个人的出路问题了，由过去为个人寻找出路变为立志要为国家、民族、社会寻找出路。

当时，国内的救国论调多得很，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佛教救国，基督教救国……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究竟什么才是拯救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正确道路，自己该何去何从，我一时又找不出满意的答案。

我开始广泛地接触和了解社会，积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像抵制日货运动、援助工人罢工运动、反基督教运动等等，我都是自觉主动地参加进去的。

到了1924年春，第四学期开学以后，我认真地阅读了《向导》、《新青年》等革命刊物以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的一些著作，开始明白了一条道理：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中国才会有出路；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而要革命，就须有革命党，即由立志革命者加入革命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