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等等。

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从中懂得了许多新的道理。

这时我才知道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懂得了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什么是&ldo;左&rdo;倾盲动主义。

也了解到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中国党内对过去问题的检讨和解决等等。

这使我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认识上提高了一大步。

这期间，我除了与徐德、曾希圣来往以外，还与熊受暄、柯乃康（柯庆施）等人有过来往。

湖南省委遭彻底破坏后，逃到上海的同志又组织了新省委，正准备回湖南去，他们也曾来和我们联系过几次，向我们了解湖南的情况。

不久，中央军委派人同我谈话，告诉我的组织关系属军委系统，李卜成属地方系统。

并告诉我们说，党的经济来源很困难，只能保障少数职业革命家最低限度的开支，不可能把所有党员的生活都包下来。

因此，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自找社会职业，实行职业化，解决生活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借职业作掩护，联系各方面的群众，开展革命活动。

根据党的这个指示，我又写信给凌兆尧，说我在上海几个月没有找到职业，请他考虑能否在他那里帮助我谋个差事做。

凌兆尧回信说，可以先来唐山，工作问题来后再想办法。

我将这个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请示是否可去唐山，当即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要我做好去唐山的准备。

一天，曾希圣到我的住处来看我，我将凌兆尧要我去唐山和中央军委已同意我去唐山的情况告诉了他。

曾希圣说中央军委已同意他去烟台工作，给他发了路费，他日内就出发，这次是来向我告辞的。

我们互相勉励了一番，就此分手。

不久，中央军委派一位负责同志与我谈话，交代给我到凌部后怎样开展工作，怎样同中央军委保持联系。

嘱咐我到唐山站住脚后，就给军委写信，军委将派人去找我联系，自己不要跟地方党发

生关系等等。

谈话后，军委派人给我送来路费，并交给我一份与中央军委通信联络的地址。

地址是上海的一所学校，收信人的名字现在已经忘记了。

李卜成因属于地方组织系统，暂留在上海工作。

我和李卜成自湖南永兴家乡出来找党，奔波数千里，历时近半年，朝夕相处，患难与共，这时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分别了。

在我临离开上海的时候，徐德曾来与我话别。

我们互相勉励一番，约定今后经常保持私人通信联系。

这次我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后，以后再无间断过。

1929年春，我自上海乘海轮抵塘沽。

由于我不谙旧社会那套走码头、闯江湖的规矩，一路上受了不少的窝囊气。

本来在上海买的是卧铺船票，不料，上船后还得另外花钱打关节才能给铺位。

我不肯花这个冤枉钱，只好自认倒霉，在船底仓坐了三天三夜。

到塘沽上岸后，我仍不懂得给港口检查站送钱，惹恼了检查站的兵丁，除把我全身上下搜查个遍外，还用锋利的铁钎子把我仅有的一点东西戳个稀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