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桂之战，以桂系失败而告终。

不久，蒋介石又委任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总司令职，配合蒋介石嫡系部队沿陇海路西进，讨伐冯玉祥。

我随凌兆尧旅自兖州徒步向河南开进。

行军途中，凌兆尧要我起草一个进军河南的白话文布告。

我按照凌的授意，很快将布告起草好，送凌审阅后，即用石印印出，沿途张贴。

凌对我起草的布告很满意，高兴地对我说，部队到了河南后，就要成立政治部，暗示要委任我政治部主任职。

不久，冯玉祥通电下野，所部由河南撤至潼关。

唐生智部官兵则在河南一线就地驻防，我随凌兆尧旅驻扎在商丘城附近的乡村。

在商丘驻防期间，凌兆尧照旧经常与我谈话聊天，但对于安排我的工作问题却只字不提，好像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一般。

我暗暗责怪凌兆尧食言。

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凌兆尧仍无安排我工作之意，就当面正式向他提出要求分配工作。

凌兆尧则以工作不要急，慢慢想办法相推诿。

我再三向他提出要求，凌却总是询问我倒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回避谈工作问题。

后来我才弄清楚，是我自己做了蠢事。

原来我以为凌兆尧的堂弟凌旭靠得住，在与之交谈中，为了争取他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将自己参加湘南暴动，上井冈山等情况都告诉了他。

同时，还根据我学习到的党的六大文件精神，对他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鼓励他坚定革命信心。

不想，凌旭将我同他谈的话：和盘告诉了凌兆尧，引起了凌兆尧对我的戒心。

凌兆尧一方面顾虑收留一个共产党员在部队中工作，被上面发现追查起来承担不了责任；另一方面，他知道我与他部下的军官士兵关系很好，害怕我在部队中开展工作会挖他的墙脚。

于是，就再也不提给我安排工作的事情了。

事已至此，我自知在凌部工作已无可能，继续留下来毫无必要，便写信给天津的吴永钦，告诉他凌兆尧不想给我分配工作，我决意离开凌部。

吴永钦回信要我到他那里去，设法当个教员作掩

护，开展工作。

接到吴永钦的信后，我就向凌兆尧提出要走。

凌开始予以挽留，说我留在他这里生活上不成问题。

我心里说，我又不是来混饭吃的，怎么能在他那里当食客？我表示决心要走，凌兆尧也就不再挽留，当下给我开了一张护照，送了我一些路费。

过去曾在教导队学习过的一批学员，听说我要离开，都来为我送行，大家还为我凑了一笔钱，以备今后生活之用。

我离开商丘的时候，正是1929年的盛夏，天气热得很。

我先乘火车到徐州，转乘津浦路火车去天津。

我来到天津，直奔中山中学找到吴永钦。

见面一谈，才知道中山中学因为闹学潮已停课，校长逃走了，学生散了，吴永钦也失业了。

由于该校的学潮是吴永钦鼓动起来的，他在这里已安身不住，正在设法另谋出路。

我来后，与吴永钦交流情况，并讨论今后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