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顾埋头看书写字，谁也不理睬我。

我又一再问李天赞哪里去了？这时有一个学员偷偷地朝我摇摇手，示意我快离开。

我立时意识到李卜成可能出了问题，便扭头跑回我的住处。

恰巧刘乙光来找我，我就告诉刘乙光说，李卜成多半是出了问题，我到学校去没有找到他，别人也不敢说明情况。

为防万一，我向刘乙光表示要离武汉去上海，请刘给我筹措些路费。

刘乙光听了我谈的情况后说：&ldo;你先不要急着马上就走，待我去打听一下情况再决定去留。

&rdo;我同意了刘乙光意见，就催他快去打听李卜成的消息。

刘乙光先到李卜成受训的学校了解到，李卜成被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便衣队抓走了，什么原因说不清楚。

刘乙光又赶到武汉警备司令部找到熟人，证实了李卜成确系关押在警备司令部内。

刘乙光通过朋友的帮助，到监所会见了李卜成。

李卜成告诉刘乙光，中共武汉特别支部遭到破坏，特支书记刘家驹被捕后叛变，带领便衣特务将李卜成抓捕。

刘乙光问李卜成，黄克诚现在有无危险？李卜成说，黄克诚与特支没有发生过关系，他也没向特支介绍过黄的情况，刘家驹根本不知道黄的情况，估计黄暂时不会有危险。

刘乙光回来后，把他探听到的这些情况告诉了我，劝我暂时不要走。

刘还说他问过警备司令部的熟人，说李卜成不会有生命危险。

我请刘乙光设法保释李卜成，刘说保释暂时不可能，需等等再看。

我经过考虑，觉得李卜成分析得有道理，我暂时还不至于有危险。

我决定暂时不离开武汉，先写信报告中央军委武汉发生的情况，请示我的去向，然后再筹积点钱，安顿李卜成在狱中的生活，同时还要为李卜成出狱后的生活准备点钱和其他用品。

我在陆二师政训处图书室上班工作后，每天除应付借阅图书的差事以外，我还将图书室所有的书籍进行了一次清查整理登记，并抽空剪贴报纸，到街上各书店购书等。

工作之余，我一方面阅读书报杂志，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对政训处的工作人员进

行接触，摸清他们的政治思想倾向，相机开展工作。

在这个政训处里工作的人员，情况相当复杂。

既有死心塌地效忠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如政训处主任康泽之类；也有像刘乙光那样的左派军人；还有坐牢刚出来的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

他们之中，有些是政局变幻中的失意者，也有共产党队伍中的脱党分子。

大家对各人过去的历史大都相互了解，但都不认真对待，对彼此的遭遇相互很同情。

上尉科员申孔国，湖北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对现实很不满，经常发牢骚，具有一定的革命倾向。

还有一个勤务兵，已忘记姓名，是江苏徐州一带的人，家里很贫穷，为了糊口才出来当兵，不满现状，有反抗情绪。

我当时把申孔国和那个勤务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经常同他们谈心，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但还没有敢向他们暴露我的真实身份。

因为我清楚地懂得，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犹如身在狼窝里，随时都会有危险发生，不得不小心谨慎从事。

尤其是政训处主任康泽，虽然他那时尚未搞特务工作，但已是个很反动的角色。

到了1929年的10月，冯玉祥又鼓动西北军将领反蒋。

蒋介石乘机纠集各路杂牌军，以蒋之嫡系军队为骨干，围攻西北军。

蒋、冯再度开战后，陆二师奉命向河南开拔。

我随陆二师政训处在汉口大智门车站乘火车，开抵河南许昌车站下车，稍事停留，即徒步向豫西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