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徐德告诉我说，已将我的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军委的同志说以前我写的信都收到了，情况都已了解，同意我去游击区参加军事斗争的请求，要我速作准备。

徐德还告诉我说，军委已决定派他到赣东北方志敏处工作，问我是否可以同他一道前往。

我说现在我还不能马上随他走，我得先回南京办理请假或辞职手续，免得不告而辞会使介绍人刘乙光受到牵累。

同时我还必须回一趟武汉，去看看正在狱中的李卜成，待把李卜成的事情安排一下之后，才能再回上海听候军委的工作分配。

徐德说我下次来上海时，他可能已经离开了。

他嘱咐我再回上海时，如果他不在了，要我去他家看看他的夫人。

并要我在离上海去苏区之前，设法给他夫人留下点钱，以接济今后的生活。

我从上海回到南京，正是1930年元旦前夕。

我赶着打请长假报告，以便名正言顺地离开陆二师。

还未等我的报告送上去，陆二师政训处已奉命宣布解散，工作人员领一个月的薪饷，作为遣散费，自寻出路。

这样一来，我假也不用请了，就着手打点行装准备去武汉。

遣散时，政训处主任康泽对每个工作人员逐个谈话，询问各人的去向。

当问到我打算去何处时，我回答说：我过去当过小学教员，这次打算回家乡去，仍设法觅个小学教员的差事干。

康泽听了后点头说：那很好嘛。

我与刘乙光这位同乡可算是有点患难交情了。

通过这一段的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热情助人又能同情革命的人。

因此，在临分别时，我对自己的去向没有向他隐瞒，据实以告。

刘乙光听了后对我说，他也有去当红军的想法，等将家属安顿好后，再考虑去苏区参加红军。

但他以后并没有去苏区，我也没有再同他联系。

可能他以后又向右转，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

元旦过后，我即离开南京去武汉，总算脱离了这个令人不安的是非之地。

我来到武汉，先在一位湖南永兴同乡刘参的家里落下

脚。

刘参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同情革命，与我私交很好。

刘参在武汉的职业是搞水利工程建设。

我找到刘参家里时，刘参已去鄂西荆沙堤防工地，不在武汉。

我只见到刘参的夫人徐冰华。

在刘参家里，我还见到了李卜成的弟弟李翔，他是听说李卜成被捕的消息后赶来武汉的，就住在刘参家中。

我将自己的行李和剩下的钱都放在刘参家，留待李卜成出狱后使用。

然后我到监狱里去探视李卜成。

李卜成已被判了有期徒刑，具体判了几年记不清了。

我告诉李卜成我已决定去苏区，这次来武汉的目的，就是来探视他，并为他出狱后准备了行李、衣物和一部分钱，放在刘参家里，让他出狱后就到刘参家里去取。

我嘱咐他刑满出狱后，就立即离开武汉，最好也去苏区参加红军，否则就到上海找党中央，要求分配到其他地区工作，如果能争取到北平去读书也好。

千万不要留在武汉，也不要回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