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原来，中央军委临时得到一个情报，蒋介石有一批军火最近要从南京运往汉口，中央军委决定要活动于鄂南阳新、大冶一带的红五军部队截夺这批军火。

遂改派我携带中央给鄂南特委的密写指示信件，立即奔赴鄂南。

我按中央军委的指示，领了一笔路费，带上中央给鄂南特委的密写指示信，即动身离开上海去鄂南。

这样，我结束了一年来流离辗转于白区的生活。

7来到红三军团两次打长沙1930年2月下旬，我奉命离开上海赴鄂南游击区。

刘玉生、张高寿和那个炮兵连长随同我前往。

临出发前，我在上海的马路上碰到吴永钦。

吴告诉我说，他从武汉来上海后，就在党中央办的党训班里受训。

我与吴永钦匆匆话别，即登程上路。

我们一行四人自上海搭乘轮船，驶到湖北武穴镇下船。

由于我们四人都身穿国民党军队服装，一路上也无人盘查。

在武穴镇上岸后，我们雇了一只小划子，准备渡江到对岸阳新县与鄂南特委接头。

这时，码头上过来一名警兵，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知道阳新县城驻军是罗霖的第七十四师，原是唐生智的旧部，我们就对那警兵说，我们要到阳新县城找罗霖师长，并把护照拿出来给他看。

警兵见我们一身军官服装，又持有部队护照，便不怀疑。

他还满认真地指点说，对岸有匪（指共产党游击队），很不太平，要多加注意云云。

我们表示感谢他的关照，就上了划子向对岸划去。

接头地点是位于长江边上约有百十户人家的一座小村庄，这里离武穴镇有一百多华里的路程。

我们很顺利地来到这座村庄，心情颇为欢畅。

岂知天下事往往在意外处生曲折。

我们来到交通站，按事先约定的暗语上去接头，但交通站里一位四五十岁农民打扮

的人，却不肯接应。

大概是他见我们穿着国民党军装，起了疑心。

我把接头暗语复述了好几遍，他就是不认这个帐，始终不理睬我们。

这时已经围拢上来好多农民，上上下下打量我们。

我们在交通站等了好长时间，围观的农民也渐渐散去，最后只剩下几个年岁比较大的人还没走。

我就悄悄问他们知道鲁连在什么地方吗？鲁连是鄂南特委的一位负责人，我在上海曾见到过他。

但这几个老人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摇头不搭话。

天渐渐黑下来了，与我同行的刘玉生、张高寿等人已经不耐烦了，直催我回武汉再想办法。

此时我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可想，无奈只好同意先回武汉。

我们四个人又雇划子划回武穴镇，在码头上又碰上那个警兵。

警兵见我们回来了，就上前来问情况。

我说果然如他所说，那边是不好走，只得回来再想办法。

警兵再也没多问什么，就走开了。

我们在武穴镇住了一夜后，就搭轮船去武汉。

这次没能与鄂南特委接上头，我心里很是不安。

身上带着秘密文件，生怕夜长梦多，出什么问题。

事后我很后悔，想到当初还不如就在交通站里赖着不走，让他们把我们捆送到游击队，总可以接上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