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

但他们又不好对战功卓著的彭德怀直接进行追究，便把红七军团政治委员肖劲光拿来顶罪，将肖劲光撤职，开除党籍，并交付审判。

我所在的第五师有个团政治委员麦农本也被抓作替罪羊，当即宣布撤销职务，并将其处死。

其实，浒湾战斗失利，完全是上边瞎指挥的责任，与肖劲光、麦农本等同志毫不相干。

处理肖劲光、杀掉麦农本，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从硝石、浒湾两次战斗的指挥上，我明显地预感到红军的前途不妙了。

过去红军作战，前线部队有很大的机动性和主动权，估计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明知道会吃亏，就决不蛮干。

可现在不同了，不管大仗小仗，统统由上边制定作战方案，下达具体作战命令，前线部队在执行过程中，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机动。

本来是按照上边的命令行事，但仗没有打好时，却要追究下边同志的责任，真是咄咄怪事。

李德这个人治军，完全照搬德国克劳塞维茨军事学上那一套，毫不顾红军当时的具体情况，不考虑敌强我弱的特点，一味搞正规化，打阵地战，与敌人拚消耗。

这样搞法，红军实在是吃不消。

我们可以从破译敌台的密码中获取敌军的情报，李德却利用这个好的条件，搞瞎指挥，今天命令部队去攻打这里，明天又命令部队去攻打那里，而自己又不集中兵力，结果，哪里也吃不掉，白白疲劳、消耗了部队。

浒湾战斗中，第四师政治委员彭雪枫负伤，回到瑞金后方医院治疗，上级派我到第四师任政治委员，时在1933年的11月。

第四师师长张锡龙，是四川人，曾毕业于莫斯科步兵学校，军事素质很好，又有一定文化水平。

他的枪法尤其好，可以抬手用枪击中飞起的麻雀。

他每天早晨五点钟准时起床学习，精力相当充沛，工作起来从不知道疲倦，打起仗来勇敢顽强，是位很难得的军事指挥员。

第四师原政治部主任李井泉这时已调到后方工作，上边派了吕振球任师政治部主任。

我到第四师工作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进占黎川之敌一个师，开始向黎川以南约二十华里处的团村进犯。

红三军团以猛打猛冲的战法，将敌人击溃，随即尾敌追击。

我和张锡龙来到阵地前沿察看地形，选择攻击地点。

在我们侧面不到一千米的一座山头上，驻有一股敌人，但我们当时并没有发觉。

我们两个人举着望远镜看地形，又是站在高处，过于暴露，被侧面山上的那股敌人发现了。

敌人用机枪对准我们扫过来，一颗子弹正打中了张锡龙的头部，子弹从张锡龙的头部穿出之后，又打掉了我的眼镜。

眼镜一掉，我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我赶忙蹲下身去摸眼镜，手刚触摸到眼镜，还没等拣起来，就听到张锡龙在一旁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

我拣起眼镜一看，已被子弹打坏，忙掏出身上的一副备用的眼镜戴上，定眼一看，张锡龙已牺牲了。

这位才德俱备、英勇过人的红军指挥员，就这样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团村战斗开头虽然将敌人击溃，并进行了追击，但是，由于红三军团孤军无援，终未能将敌人这个师吃掉，而我们自己却伤亡了几百人，还损失了一位师长。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ldo;福建事变&rdo;，成立了&ldo;福建人民政府&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