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遵义会议上提出解决政治路线是非问题，短时期内肯定解决不了，而当时的形势又不容许长时间争论不休，久拖不决。

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战争，军事路线问题一经解决，就可望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挽救红军，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

另外，暂时不谈政治路线是非，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也更便于为原在中央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所接受，有利于党中央的团结一致。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这样做确是英明之举。

后来张国焘搞分裂，党中央的全体同志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团结一致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而张国焘则完全陷于孤立，其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企图终未能得逞，使红军又一次转危为安。

至此，我对遵义会议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而不谈政治路线是非的处置方法心悦诚服，脑子里再也不纠缠这个问题了。

政治路线的解决，是在七年之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那时才具备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切条件。

因此，解决得非常彻底，使全党全军政治上、思想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一致。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是长征以来迈出的艰难而关键的一步。

这一步的迈出，是我们党和红军发展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广大指战员在迷茫之中看到光明，受到鼓舞，增强了信心。

回顾长征所走过的这一段艰苦的路程，是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的。

当初中央作出长征这一重大决策时，比较仓促，部队几乎是刚从火线上拉下来，就匆匆上路。

加之一路上连连苦战，没有打过什么好仗，眼见部队消耗殆尽，红军指战员谁个不心痛！

而像瞿秋白、何叔衡等一批名声很大、在白区很难立足的同志，却没有随主力红军行动，让他们留了下来，结果相继遇害牺牲，这更是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约占中央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亦属没有必要。

况且，留下来领导坚持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人选亦欠周密考虑。

其中项英缺乏指挥作战经验，陈毅、贺昌二人负伤未愈。

这三位同志都不是江西本地人，

活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后来，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受到了重大损失，贺昌牺牲，项英、陈毅等转移到苏区与白区交界地方才得以保存下来。

闽西的情况稍好一些，那里的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等都是本地人，他们对龙岩、永定家乡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在人民群众中生根立足，使闽西这块革命根据地得以坚持下来，并且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量。

此外，长征选择走广西这条路线也是一个失策，使我军一开始就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损失了大批有生力量。

由于遵义会议之前这一段，中央红军的指挥权仍控制在李德手中，以致有如此重大的损失。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决定移师北上，拟在泸州上游的兰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三军团奉命率先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

于途中宿营时，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五师突遭黔敌王家烈部袭击，使部队受到一些损失。

第五师师长李天佑因此而被撤职，由彭雪枫任第五师师长。

第五师旋与军团直属队一起行动，改由第四师担任掩护任务。

当时敌王家烈所部紧紧咬住我军不放，我们只得边行军边打仗，还得寻找吃的东西。

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很大代价。

由于张宗逊师长负伤，第四师即由我负责指挥。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地图，需要花费很大气力侦察地形，摸索前进的路线。

后来我们集中杨勇、王平的两个团，向尾追之敌发动了一次猛烈反击，将敌击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