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注意从政治上爱护，平时发现干部思想上的不良倾向苗头，要及时进行教育、批评、帮助，不要平时不关心，或者平时看到干部有什么问题当面不说，记在心里，到时候一齐算总帐。

在谈到审查干部和锄奸问题时，我强调要区别对待，信证据不轻信口供，宁可错放，不可错杀，注意纠正违反政策、刑逼口供的现象等。

后来，华中局把我的这个报告作为&ldo;华中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据&rdo;，发表在《真理》1942年第8期上。

刘少奇离开华中后，即由饶漱石代理中共华中局书记。

饶漱石不顾全大局，硬是把陈毅从华中排挤走。

陈毅走后，饶漱石还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大谈陈毅如何如何。

我曾对这种作法提出不同意见。

我说，不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这对华中整个工作，对敌斗争，都很不利。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42年6月，在苏北开展了整风运动。

我们正确贯彻执行&ldo;惩前毖后，治病救人&rdo;和&ldo;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rdo;的方针，采取和风细雨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帮助干部提高政治觉悟。

通过整风，团结教育了广大干部，调动了大家的革命积极性，党政军民形成了空前团结的局面。

1943年4、5月间，华中局和军部召开会议，布置开展&ldo;抢救&rdo;运动。

会议期间，我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华中不要搞&ldo;抢救&rdo;运动了，以避免发生逼供信、伤害无辜同志之类的事，要接受中央苏区打&ldo;ab团&rdo;的教训。

但由于&ldo;抢救&rdo;运动是中央在康生的主持下布置下来的，华中局和军部不能不执行。

从华中局开完会回来之后，我的心情很不平静，久久安稳不下来。

想起我们党内历次搞肃反，总是出现扩大化的偏差，有过许多沉痛的教训。

眼下大敌当前，开展&ldo;抢救&rdo;运动，搞不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按我当时的想法，&ldo;抢救&rdo;运动不应该搞。

但是上级有布置，又不能不执行。

为了稳妥起见，我先抽调一批干部

办训练班，同时在第七旅小范围内试行&ldo;抢救失足者&rdo;。

我亲自到第七旅去实地考察，掌握动向。

第七旅被&ldo;抢救&rdo;的几个人，开始在软逼的情况下就有点表现不正常，后来被抓起来一审讯，就乱供一气了，简直不着边际。

我一见这种情况，就知道不对头了，看来老毛病一下子是改变不了的。

我让第七旅立即停止搞&ldo;抢救&rdo;，把被&ldo;抢救&rdo;的人统统释放，做好善后工作。

这时，我的心里反而踏实下来，事实证明了搞&ldo;抢救&rdo;运动这种做法行不通。

我的心里有了底，决心也下定。

我从第七旅返回师部（区党委）机关，立即通知苏北各地委和第三师各部队，一律不开展&ldo;抢救&rdo;运动。

如果发现可疑情况，可按照正常工作程序，由主管部门解决处理。

在整风运动当中，只搞正面教育，提倡主动反省，不准逼供、诱供。

这样，苏北各区和第三师部队在整风中，就没有搞&ldo;抢救&rdo;运动。

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证明广大干部确实是好的，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