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污运动被称为&ldo;打老虎&rdo;，大老虎即指大贪污犯。

这个运动比&ldo;镇反&rdo;还要难于开展。

镇反的对象是反革命，难在&ldo;开杀戒&rdo;这个政策问题上。

中央下了决心就好办了。

&ldo;三反&rdo;则是在内部清除贪污分子。

一是难于找准对象；二是难于下手打击自己的同志。

中央决心很大，为了避免下面走过场、敷衍了事，一方面惩治贪污从严，枪毙了两个地级党员领导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以示范；另一方面下达了数字指标，以便督促各地，认真查找，进行斗争，把贪污分子挖出来。

湖南试行几天以后，我就感到有问题。

&ldo;镇反&rdo;是敌我矛盾，目标明确，根据情况可以估计一个大约数字。

在国家和党的内部&ldo;打老虎&rdo;，目标和数字都不易搞清楚；采用限定数字的办法，会使一些单位，一些群众，为了完成任务，而硬找对象，为了完成任务，而搞变相的逼、供、信。

这样就会搞得扩大化，搞出冤、假、错案。

于是我召开省委会研究，决定县里不搞&ldo;三反&rdo;，以免控制不了，搞出许多错误来。

我们报告中央，中央批准，我们就这样办了。

县里和区、乡不搞运动，基层就稳定了。

稳定基层，十分重要。

基层稳定，大面上就不乱了。

&ldo;三反&rdo;只在上层搞，省委比较容易控制。

湖南省工业厅副厅长陈钧，是上海的工人出身。

我一向认为，他为人正派，是个好同志。

在&ldo;三反&rdo;运动中，他被告发为贪污分子，省里决定他离职审查。

审查结果证明告发不实，完全是个冤案。

本人虽在查清后，宣告无罪；但一经离职审查，他就难于回原单位工作了。

这给我们的教训是：对政府和党内干部被揭发时，应不忙于令其离职审查。

要先进行调查，掌握一定的根据、证据后，再停职，进行审讯。

否则就有可能伤害一些无辜的好同志。

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一种损失。

我这时正奉命调离湖南，行前匆匆，未顾上向陈钧同志赔礼道歉。

他不能回原职工作，完全由于我们失于慎重，行动轻率的过失。

我是书记，首先负这责任；理当面见陈钧，认错、道歉。

此事未办，心中颇有不安。

到北京后，我曾就此事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说及：过失在我，希望中组部在给陈钧分配工作时，照正常调动处理，将弄错了的所谓&ldo;贪污&rdo;问题，不存档案，不留痕迹，以免影响他的将来。

许多年以后，在&ldo;文化大革命&rdo;后期，我被解除监护审查，又从山西回到北京治病时，才打听到：陈钧当时工作分配未受影响，仍在纺织部或轻工部任局长职务。

后来他死于&ldo;文化大革命&rdo;期间。

我最后也未能见到他一面，没有表示歉意的机会，至今思及，还感到遗憾。

（五）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政策问题上，我和某些同志有过争论。

1950年春，新区土改开始前，刘少奇曾召集华东的饶漱石、江西的陈正人和湖南的我，参加讨论&ldo;土改法&rdo;，准备写一个土地改革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