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天，照顾我生活的小李给我送来了毛巾、牙刷之类的日用品。

秘书也来看过一次，我更加放心了。

晚上，他们让我睡在地板上。

他们大概想叫我们这做&ldo;官&rdo;的吃点苦，可这些青年哪能体会到我们当年在革命战争中的艰苦？睡地板又算什么？但我对&ldo;文化大革命&rdo;实在无法理解：打击面那么大，方式又那么混乱，于国于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第二天我被押上火车，没有卧铺。

他们总算客气，让我住进列车员房里；大约还是为了不让我和乘客混杂，便于监管之故。

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总计我到太原，不过一年多一点，就又回来了，可笑我当初还打算在山西长久住下去呢。

前后想想，不免也生些感慨。

在北京车站停留了一下，我就看了看大字报，看到江青、陈伯达关于陶铸的讲话，知道陶也垮台了。

他本是中央特意从南方调来担任中央文革顾问的人，却这么快就倒了。

另外，还有许多各种&ldo;打倒&rdo;、&ldo;火烧&rdo;、&ldo;炮轰&rdo;的大字报，我也记不清是针对谁的了。

此后我被带到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我。

我就和他们聊天、谈话，了解情况。

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抓起来了，是我们抓的。

言下颇有得意之色。

我本很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点，但他们正陶醉在这种&ldo;革命&rdo;的举动中，自然没有我这大黑帮说话的余地。

又过了一天，他们议论着：上面不肯收容我。

这下抓人的人们似乎也伤了一阵脑筋。

后来终于得到了北京卫戍区对我实行&ldo;监护&rdo;的决定。

于是我又被送到一个简朴的营房里，改由北京卫戍区&ldo;监护&rdo;了。

当时我不知身在何处，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住处是在五棵松附近。

记得那时在关押的地方，曾听到薄一波的声音。

我虽然辨别声音的能力颇强，但再也听不出其他熟人的说话声。

这以后：我常常和看守我的人吵架；他们对我有侮辱行为时，我就也还手。

我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倒霉，但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侮辱。

这一来，他们反感到为难了，说：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967年1月26日，我发作了前列腺急性炎症，痛苦异常。

军营里找个军医给我在尿道里插了一根很粗的管子导尿，十分难受而又不能治病，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我就写信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说我病情严重，要求住院治疗。

这以后才让我住进了267医院。

我住在医院侧面平房里，听说是传染病房，也不知确否？我住的单人房间，对外完全保密，不接触外人。

现在记不清是哪一位同志，可能是刘少文，这期间曾奉命来看过我一次。

我问：为什么抓我？他说：在卫戍区是监护，对你有保护作用。

我当时不了解情况，以为这不过是借口。

后来听说张闻天在外面不断被各造反派组织揪斗，实在吃不消，自己请求要&ldo;监护&rdo;。

果真如此，这&ldo;监护&rdo;就确有几分保护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