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若云霞，但不久即为狂风所袭，零落不堪。

有感而作词一首：桃花（调寄蝶恋花）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飙，吹掉一大半。

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换，英雄转瞬成坏蛋。

1967年4、5月间，专案组找我谈话，要我写自传，要从小到老写出一分简要而全面的材料，而且限期两天写完。

我说：不行，最少要给我四五天到二个星期，否则我写不出。

他们放宽期限。

结果我到6月份才写出了一万多字的简历。

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我和有关的同案人才得以见面。

被斗的人中，彭德怀年纪最大，我很担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头来看望他，这时造反派监视人员就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

如此三番五次，他们就骂我不老实。

我一共被斗过20次左右，比起彭德怀来算是少的。

三个总部、空军、海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重要军事机关，都轮流斗过我们。

开斗争会时都是以彭德怀为主，他站在中间，我和谭政站在他的两边，张爱萍、杨勇又站在我们的旁边；还有王尚荣、肖向荣、刘志坚、刘震、吴克华、雷英夫、李聚奎、饶正锡等十余人有时也在场陪斗，廖汉生、苏振华也可能在内，不过我记不清楚了，因为一则不准我们东张西望，二则除我们几个主要斗争对象外，其他陪

斗人员常有变化。

彭德怀名气大，除军队外，还被地方上拉去斗争。

北航、北师大等大专院校以及地方上其他机关也来揪斗他。

军队开的斗争会，从不动手打人。

听说彭总挨过打，那大概是在外单位发生的事。

一连串斗争会开过了。

9月，天已届秋，在押的人开始能够出来放风、见面。

这时我才知道彭德怀、彭真、谭政、罗瑞卿、郑天翔、赵凡、林枫、徐冰、叶子龙、吴自立等人都和我关在一个地方，不过放风时大家不准说话，至多彼此看看，用眼色打个招呼而已。

有一次我碰见彭总在散步，左右监视比较松懈，忍不住悄悄问他：天气已很冷了，你为何不穿棉鞋？彭总说：棉鞋带来了，是我没穿。

又说：别说话了，免得麻烦。

我知道彭总的处境比我们这些人都困难得多，他性格又那么刚烈，忍受这些侮辱折磨更加不易。

我虽极想多知道一点他的情况，但怕给他添是非，也只好闭口不问了。

从8月起，又重新对我们进行审查。

审查者先是在我的自传中找矛盾，让我一件件事写书面交代。

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

我的专案组为了弄清情况，曾跑到我湖南老家两次。

凡是我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要处处跑到、一一调查。

这样一直到1968年3月，一共审查了8个月。

在1968年1－3月中常常有人来审问，3月里追查得特别紧。

他们着重查我的入党问题，逼我承认我是假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