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人员态度大大改变。

厕所、洗澡间都开放给我们使用，暖气也好了一些，但我们当时却不知道原因。

我因患感冒，咳得很厉害，发高烧不退，住进医院。

在医院和哨兵谈话，才知道发生了林彪叛国大变。

1972年1月，我从广播中得知陈毅元帅去世的消息。

陈毅和朱老总当年曾带动我们在湘南起义，起义失败、上井冈山改编后，陈毅是直接领导我的师长。

抗日战争时期我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时，他又是直接领导我的军长。

多年的老上级、老战友辞世，论公谊、论私交，我心中的难过是无可形容的。

但我连去追悼他的资格也没有，只有心中默哀而已。

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都在&ldo;文革&rdo;期间去世，但详情一无所知。

刘主席、贺元帅是我尊重的上级领导，陶铸和我还是谈得来的朋友。

他们莫名其故地死去，令我悲伤不已。

1972年2月，我病稍好，出院回监。

那时，我们同被监护的一批人已又迁移到政治干校。

我出院后也搬了过去，陪我同去的连长态度较好。

到干校后，管理制度未变，生活却有所改善。

这里有一个天井，被监护的人可以分别时间到那里散步。

住房有20平方米左右，有点余地可以走动。

此外，这里是楼房，设有卫生间，厕所和洗澡设备齐全，日子好过多了。

彭总、谭政就住在我隔壁，还不时听见李井泉向管理人员发脾气的声音。

班禅后来告诉我，他住得也离我不远。

其他同监者多半不在这里，听说彭真已和我们分开，万里则已经出狱，解除监护了。

这是个好消息。

这以后不久就准许家属探视。

一年可以见两次，特殊情况还可以提出申请，经批准见面。

探视办法是：由专案组把时间通知家属，届时先把我送到部队驻地，在会议室等候。

然后由他们用车把家属接来。

大家围着一个长桌坐下，门口另设一套小桌椅，有监护人员坐在那里旁听。

我记得第一次是我老伴带着我两个女儿和小儿子

来的，但也记不太清楚了。

大女儿已经结了婚，1973年生了一个小外孙女，有一次还带了小家伙来。

小孩刚出生不久，包在小被里，就放在那长桌上睡觉。

我们除谈谈家庭生活情况外，主要是谈社会经济情况，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每天看报特别留心这个方面，而且还认真地辨别真伪。

可惜家里人对此知识甚少，而且接触面也小，了解情况不多。

一般探视时间约两小时。

会见结束后由专案组先送家属回去，然后我再回监护所。

尽管有些话不便畅谈，但这已是隔离监护后的优待。

我从谈话中得知：1970年我老伴唐棣华所在的干校盛传我已死亡，她无意中得知此事，半信半疑，乃写信给周总理，说我长女要结婚，想从山西取一点我的东西。

总理批示将信转给我，并说东西可以给家属，令我写信给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