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来看刺载沣的背景。

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已发动了八次起义，分别是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

新时代的潮水，一浪一浪冲向腐朽不堪的清王朝。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垂死的清朝改善不了民生，抵制不了外侮，但其遍布全国的官兵，在镇压人民的反抗上还是有回光返照之力。

这八次起义，全部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

清朝能否推得翻？连续八次失败，海内外民众都在灰心、怀疑，190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同盟会的领袖们陷在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中。

当时二十五岁的汪精卫，就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已任同盟会最早的三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三年。

这个不利的舆论就是，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

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

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

看到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ldo;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lso;远距离革命家&rso;而已&rdo;。

一句&ldo;远距离革命家&rdo;，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ldo;符号&rdo;：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同盟会处境艰难之际。

内部又闹起了大矛盾‐‐有人指斥孙中山贪污！

孙中山是革命阵营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热情，他的才干，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号召力，同盟会的革命经费，基本就靠他的威望在华侨华人中募捐筹集。

这个革命派第一人何以被泼上这样一盆污水？

这回发难者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炳麟。

1907年，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

离开时，日本友人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

《民报》经费历来困难，饱尝没钱之苦的章主编发飙了，他说那些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你孙某人的，你这样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友人看不起‐‐这个主编，我不干了，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