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1939年夏，钱钟书就离开了联大，改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

他离开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

比如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ldo;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rdo;这三人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着名学问家。

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夫人杨绛专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钟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钱钟书的确是在不愉快中离开联大的。

他后来的小说名着《围城》，就有很大的挖苦西南联大的动机。

书中的&ldo;三闾大学&rdo;，难道不是暗讽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吗？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极容易文人相轻。

被西方人称为&ldo;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rdo;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

他&ldo;攻击&rdo;的对象是胡适，说：&ldo;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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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到后世，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ldo;狂徒&rdo;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

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ldo;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rdo;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ldo;毫无orig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rdo;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个性的集中地，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批奇人、狂人、怪人，即便其资金再充裕，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毕业生出路再宽阔，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

惟有西南联大，如此充分地诠释了&ldo;大学&rdo;二字。

六

大学由校长、教授、学生这三股主要&ldo;势力&rdo;组成。

论人数，学生是主体，学校的面貌，可以说就是学生的面貌，而学生的面貌，绝不仅仅只体现在学习的用功上，朝气、抱负和热血，更是青年的标志。

在那国难当头的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八百三十四人，包括梅贻琦之子梅祖彦。

除了对侵略者日本斗争，联大学生更对日趋走向反动、企图驯化大学生而维护统治的国民党当局斗争。

当时全国的&ldo;民主堡垒&rdo;是昆明，而这座堡垒的中坚就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一批追求中国政治进步的教授，闻一多、吴晗等着名民主人士自不在话下，即便是理科教授，同样是这样的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