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齐维尔宫的院子里乱得一塌糊涂，我们离开时感到往日的井井有条彻底消失了。

阿道夫&iddot;希特勒卫队派来的开车司机，我们彼此不认识。

因为汽车里不能开灯，所以找起位子来很难。

当我们好不容易坐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位司机根本不熟悉柏林的道路，他也没有得到把我们送往腾珀尔霍夫机场还是施塔肯机场的指示。

不管是对还是错，反正他是要把我们送到滕珀尔霍夫机场。

夜间乘车穿过柏林，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房屋在燃烧着，滚滚的浓烟笼罩着天空，市民们正忙于筑路障，在不远的地方，人们可以听到俄国人的大炮的轰鸣声。

事先，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iddot;比洛上校告诉我们，乘ju52型飞机离开，但到了机场，还不知是否能乘坐这种飞机。

机场总调度劝我们乘刚由北德飞来，将飞往萨尔茨堡的ju型运输机，经过一番交涉之后，我们终于乘这架飞机离开了。

飞机起飞时，我们的行李没有装上，只随身携带了一个旅行袋和党卫军中队长在我们离开的最后几秒钟内捆扎好的一个主要装有巧克力圆铁盒的行李包。

当时的雨雪天气给飞机起飞造成了困难。

起飞后经过一段令人不安的飞行，我们越过了燃烧的村庄和城市。

天破晓时，我们到达了萨尔茨堡机场。

此时一听到传来沉闷的射击声和飞机着陆的声音我们就害怕极了。

在运输机上，我们同周围一些不认识的士兵默默地坐在地上的武器箱子上面。

我记得人们连一句话都没说。

飞机着陆后，我们就像瘫了一样，突然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宁静。

几小时以后，当我们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奔赴上萨尔茨堡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惊讶，这架飞机竟然经受住了这次磨难。

我们还活着，真是一个奇迹。

因为我们原计划乘坐的那架由施塔胄机场起飞的ju52型飞机过了伯恩纳斯多夫之后在德累斯顿附近坠毁了。

由于我的行李在飞机上，所以人们误认为两具烧焦了的女性尸体中的一具就是我，之后由德国国防军埋葬了。

这件事是我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才得知的。

事实是，希特勒过去最受宠的仆人阿恩特所在的这个机组把两个空坐位让给了两位陌生的夫人，飞机坠毁后人们抢救出来的是她们已被烧焦了的尸体。

据伯恩纳斯多夫的神父介绍，德国士兵寄存在他的住宅里残缺不全的箱子被俄国人拿走了，他非常遗憾，不能纠正有关我的所谓安葬问题，他让我找东柏林的有关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人们为证明在ju52型飞机里代替我就坐并且死后以我的名义被埋葬的这个陌生人的姓氏进行了多年探寻，也许至今还在进行着。

贝格霍夫的末日

抵达上萨尔茨堡之后我们在贝格霍夫碰上了几位客人。

爱娃&iddot;布劳恩的妹妹临产了。

爱娃&iddot;布劳恩的母亲弗朗齐斯卡&iddot;布劳恩和爱娃的老朋友赫尔塔&iddot;施奈德也在那里。

她们对柏林的残局一无所知，都问元首何时回来。

她们把我们看成了先遣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