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看变得最多最快的&lso;倒戈将军&rso;冯玉祥。

他从满清的管带，做到洪宪王朝的&lso;男爵&rso;；再作直系军阀；又是倒直、排皖、反奉的一无所属的国民军总司令；受基督徒洗礼而受西方传教士支持的&lso;基督将军&rso;；又做了受布尔什维克洗礼的&lso;北赤&rso;；又做屠杀共党的国民党右派；再做受少数党支持的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又重作冯妇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战后游美又作了资本主义的宣传员；中共政权登场，焕公（冯玉祥字焕章）又打算立刻回国投效，终至丧生黑海。

试问这样一位变来变去多彩多姿的人物，他究竟代表那个阶级；那一种社会力量？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冯玉祥在民国史上所起的各种决定性作用。

所以吾人如果要谈政党的代表性，第一要有个各种社会力量和平共存的民主社会；第二要有个守法而有效的议会政府。

大家按法律程序来争取政权，政党始有代表性。

我国民国初年的政府和社会都没有具备&lso;政党政治&rso;的条件。

搞政党的人不是社会任何力量所产生的代表，而是我国&lso;学而优则仕&rso;的职业官僚传统产物。

他们离开了&lso;议会&rso;离开了&lso;官&rso;，那就如鱼之失水了。

正好政治不入常轨，国会上下两院亦如台湾以前的&lso;国大&rso;与&lso;立院&rso;，由&lso;客观环境&rso;所限而不能改选，议员先生有干薪可拿，锋头可出，胡同可逛，万寿无疆，皆大欢喜。

谁要打掉我的铁饭碗，我就要和谁拚到底！

不过吾人可不要小视民初那些议员，尤其&lso;政学系&rso;那批政客。

他们当初都是&lso;许身革命&rso;的志士。

&lso;驱除鞑虏&rso;、&lso;建立民国&rso;，他们都有过汗马功劳。

他们不是只知举手喊万岁的&lso;猪仔&rso;，而却是够得上与&lso;中山先生&rso;、&lso;克强先生&rso;称兄道弟的特立独行的人物。

处于民初混乱的局面下，生存上对职业的要求；道义上对国家的责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lso;不甘寂寞&rso;（否则当初也不会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门非搞政治不可。

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会力量和阶级；在上又没有一个&lso;睿智天纵&rso;的&lso;圣主&rso;可以去效忠。

袁世凯、段祺瑞一批武夫，又远非这些以&lso;政治家&rso;自命，而确有&lso;济世之才&rso;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

四处不着边际之时，他们的行动就只受两种力量支配了。

第一是个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个人的政治信仰。

论起切身利害来，那他们都脱离不了中国士大夫&lso;学而优则仕&rso;的老传统。

在公则辅翼圣主，福国利民；在私则荣宗耀祖，升官发财。

所以政学系里面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则是内阁总理，和各部总长，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长。

他们之间没有想做皇帝的人。

因为&lso;自古帝王多无赖&rso;，他们都是书生出生，还未下流到&lso;无赖&rso;的程度。

若论政治信仰，则他们都是搞&lso;驱除鞑虏、建立民国&rso;起家的。

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跳不开时代所给予他们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