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陕西武功游凤镇曾出土商代铜器一批，及车马器21件3。

1975年陕西渭南县南堡村农民在平整村东坡地时，发现一座出有商代&ldo;莘邑&rdo;铜器的贵族墓葬，随葬铜器52件，玉器3件，骨蚌器40多件。

其北10米处也有车马坑一个，惜被平掉4。

1983年陕西清涧县李家崖一座商代土石结构城址，出有车马器5。

1986年陕西西安东郊老牛坡发现一处商代晚期墓地，清理大小墓葬45座，有车马坑和马坑各一个，车为一车两马，马坑中人马犬同穴，唯所属主墓尚未找到6。

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古城，1986年在城内中轴线上发现2个祭祀坑，其中二号坑内除出有大批精美的铜、金、玉、象牙、骨、石器外，还出有车形器7。

山东寿光县益都苏埠屯商代晚期贵族墓地，屡有&ldo;亚醜&rdo;族氏标识的铜器出土，还曾发现过铜軎、辖、轭首、踵等车马器构件1。

1965～1966年又发现两座二墓道大墓和两座中型墓，另发现车马坑一个，出土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车马器2。

1983年寿光县城北&ldo;益都侯城&rdo;亦出有商末车马器3。

1957午山东长清具兴复河发现一座商代墓葬，出土青铜礼器16件，又有车马器同出4。

山东膝州市前掌大村一处商代方国贵族墓地，自1981年以来经前后三次发掘，发现其平面布局以3座两墓道大墓呈南北中轴线排开，东西两侧各横排两座甲字型大墓，这些大墓周围又错落着一些中小型墓葬。

在1987年第三次发掘中，发现车马坑一个，另又在214的两墓道大墓棺椁上发现两套车轭及零星马骨，215的甲字型大墓内也出有车器5。

山东胶县西庵一处商周贵族墓地，曾出土过大型石磐和铜车马器等。

1976年又发现车马坑一个，一车四马，年代似已属西周早期6。

以上16处商代车马坑或车马器构件发现地，计河南1处，安徽1处，河北2处，山西2处，陕西4处，四川1处，山东5处，以商代的东方和西北方为多见，分布地域基本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半湿润地区和部分半干旱地区，为华北旱作农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应是促成&ldo;陆地乘车&rdo;这种古代交通工具得以在本地区高层权贵中广泛使用的重要外因。

除此之外，1979年河南荥阳西史村晚商遗址曾出土一个残陶豆，柄部刻有一个陶文&ldo;■&rdo;字1，同于甲骨文车字写法。

帝乙时卜辞中又有记征伐苏皖交界处淮水流域的危方，缴获其&ldo;车二两&rdo;（《合集》36481）。

陕西周原出土甲骨文中有&ldo;车乘&rdo;（h11：124，h11：35）、&ldo;卜曰：其衣车马，惟又习&rdo;（齐家112）。

凡此，也均说明马车在当时各地族落方国上层贵族集团间流行程度，以及这种交通工具在上层社会生活和政治军事方面的价值。

应注意者，上述山东膝州前掌大商代方国贵族墓地，马车构件既见于有两墓道的中字型大墓，又见干线挨其左右的有一墓道的甲字型大墓，可见在方国内部，拥有马车者不只限于方国君主，还容或有君主配偶和重要臣属一类人物，大体与殷墟王邑内的情况相类似。

商代各地所见的马车，就其性质用途言，可分为乘车交通工具和战车两类，但大部均是一车二马的独斩车，而不是单马驾驶的双辕车。

河南罗山息国墓地出上的车顶铜盖帽，制作考究，知当时为了遮阳避雨，有的马车上已设有车盖，盖帽形似花朵向下张开，大概是为了便于把盖帷的缯帛固定住。

文献中称车盖为笠，亦称签。

段注《说文》云：&ldo;大而有把，手执以行，谓之签；小而无把，首戴以行，谓之笠。

是簦为笠，析言之固有别也，浑言之，则簦亦可谓笠。

&rdo;商代的车盖可能源出实际生活中的雨具，并不固定在车上。

《周礼》即有言王之车仪，陪乘的&ldo;道右&rdo;当&ldo;王下则以盖从&rdo;。

另据《左传&iddot;宣公四年》：&ldo;以贯笠■&rdo;，杜注：&ldo;兵车无盖&rdo;，车上张盖，增加阻力，影响车速，又妨碍交战。

由此推言，商代有车盖的马车，似用为乘车。

陕西老牛坡出土的双马輓引独辀车，无兵器同出，也为乘车。

轨距225米，轴长315米，轮径14米，轮辐16根，与殷墟出土车制无大异。

其箱舆外形作横长方形，宽16、进深072米，是为中型车，大概只能容乘员2人。

舆内周壁曾髹漆，留有成片漆皮，底部铺有皮韦编织物，印痕犹存。

相比之下，殷墟郭家庄发现的一辆乘车，箱舆的栏杆、木板不仅髹漆，还画有红黑相间的彩绘图纹，前栏的木板又贴有红布装饰，车内缀有牙片饰物，铺有坐席1，似乎显得更为豪华，标志着商代王邑与地方国族在车制上的某种等级或文化发展差异。

商代各地的族落方国，其少数统治集团成员服用车马已较为常见。

《吕氏春秋&iddot;简选》称武王伐商，&ldo;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

&rdo;《诗&iddot;大雅&iddot;大明》描述其事云：&ldo;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

&rdo;考古发现的周初马车有以四马輓引，异于殷制。

看来，某方掌握的制车工艺和驾车技术的高明程度，以及拥有车辆的数量，一方面直接为某方贵显统治阶层的权势所利用，另一方面也成为衡量其一时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