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棺中织锦品的出现，无疑为研究明代纺织工业史及工艺美术水平，提供了丰富而详尽的宝贵实物资料。

同时，对于中国古代种桑、养蚕、缫丝、并丝、织绸、纹饰、染色等生产技术的研讨，都有不同的启示。

这批丝织品几乎集我国汉唐以来历代纹样之大成，织物组织也品类齐全，从平纹、斜纹、缎纹、变化组织、二重组织到纱罗复杂组织，无不具备。

尤其是织物组织配合纹样的变化，使丝织品较汉唐更加华丽精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更为珍贵的是匹料上的文字记录，它既是研究古代纺织科学技术的珍贵文献，又是明代纺织工业史的诠释。

明朝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因北方地广人稀，土地大多荒芜，宫廷所用大量物资，常依赖于江南。

从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作为帝后袍服的织成匹料，还是别有用途的宫廷藏品，多数来自江南。

江南气候温和湿润，适合种植桑麻，早在明朝初期，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就设有宫廷专用的织染局，朝廷委派专人负责监督，并有严格的上交数额和检查制度。

&ldo;腰封&rdo;上的文字正是为了检查方便所记。

随着大明帝国日趋衰落，织染局制造匹数逐年增加，到万历一朝达到了高潮。

文献记载，织染局上交数年总额原为2万匹。

而万历初期已达到了十几万匹，是明代历朝每次织造的数倍。

明代的苏州曾是锦缎织造中心，这里聚有大量的织染工匠，每个工匠每日仅能织两三寸，对这惊人的上交数额，不得不整日劳作，把丝一条条织成锦缎，又一匹匹送往皇宫。

而作为织染匠，却终日不得温饱，其凄苦之状不忍目睹。

史料记载，万历二十九年六月，织染匠们终于开始怒吼了，以葛贤为首的2万余人掀起了反抗朝廷和官吏的大规模暴动。

发掘人员将丝织品一卷卷拿出，梓宫内又出现79锭发散着光芒的金锭，多数是十两一锭，五两或更小的不多。

金元宝绝大部分背面都有字迹，记录着征收年月、委官、金户和金匠的姓名。

从中可以看出，金锭的贡地多在云南。

尽管从文献上看，万历时的云南并不盛产黄金，但宫廷的搜刮仍然指向了这片偏远的边陲之地，该省每年要向朝廷纳黄金五千两，成为当时的一项沉重负担。

有正直的朝臣看出了征收贡金的危害，上书劝谏：&ldo;云南大害，莫甚贡金榷税之事。

&rdo;户部主事洪启初在给万历的上疏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ldo;滇之害无如贡金一事。

&rdo;然而万历始终没有理睬他们的奏请，贡金数量依然逐年增加。

云南当地政府在无法满足朝廷供应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四川、贵州等地远道购买，有时甚至到京师通过商人高价收购，然后再转交宫廷。

国宝！

国宝！

！

！

（2）2007年09月13日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