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太祖想靠简单的杀戮来摧毁贵族门阀，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他无故诛杀功臣反而造成人心不稳，迫使很多人叛变，朱友珪弑父篡位也有一定被迫的成分。

后面君父要杀臣子，是担心臣子叛乱；臣子要叛乱，是担心君父要解决自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很多叛臣并不是因为有当皇帝的野心就要弑君，而确实是不叛变就很可能要被做掉。

朱温、朱友珪这一对篡贼父子不仅葬送了自家的一个王朝，更开启了一种君臣猜忌的模式，将恶劣影响传承下去，造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乱世。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将当过皇帝的朱友珪归于《梁家人传》，而不给他撰本纪，并作了专门说明：&ldo;呜呼，史家的春秋笔法，最难的就是定夺是非！

有人问我：&lso;梁太祖以臣弑君，朱友珪以子弑父，都是一样。

而且他们都是弑君后即位，第二年改元，按史家传统，都应该纪为国君，而朱友珪却不得列于本纪，为什么？而且父子都一样坏，却夺了儿子的君名，保留了父亲的，这符合史家的春秋大义吗？&rso;我这样回答：&lso;后梁的事太典型了！

父之恶，不需要通过夺他儿子的君名来彰显，然而末帝的宏志，不可以不伸张。

春秋大义，君弑而贼不讨，是臣子的责任。

我这样对待朱友珪，正是为了伸张末帝的讨贼之志！

&rso;&rdo;

梁太祖和朱友珪其实都算是当世名将，以一身硬功从唐末乱世中脱颖而出。

但他们弑君篡父，道德极其败坏，难逃史家的春秋之笔。

梁末帝懦弱无能，葬送江山，但好歹做了一点人事，得到了史家的赞扬。

朱友珪没有获得任何庙谥，甚至不被承认为皇帝，但他极具代表性和开创意义。

他代表了晚唐五代以来严重的道德危机，连父子都失去了信任，他因为害怕而以子弑父更开启了五代十国的弑君模式，中国政治不幸进入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这不是因为国力衰退，而是因为道德体系的崩溃，这对一个靠道德而非宗教长久传承的帝国而言，更加可怕。

最后，我还想向欧阳文忠公补充一个问题：唐高祖和唐太宗父子也是和梁太祖父子差不多的人，您为何不选其中一位从《新唐书》的本纪部分中剔出来呢？

好吧，我承认这个笑话过于冷了一点。

这个太宗没文化

当年唐太宗为了快速扩充军力，引进了不少游牧部族助战，其中有西突厥的一个分支沙陀部，首领姓朱邪。

沙陀部本居于西域准噶尔盆地，唐朝利用它来和吐蕃、回鹘作战。

后来唐势力在西北方向不断萎缩，沙陀部顶不住各族围攻，要求内迁。

唐朝也需要收缩战线，于是将沙陀部一路内迁。

唐懿宗咸通十年（869），神策大将军康承训统十八路军共讨桂州庞勋起义，沙陀部酋长朱邪赤心率本部参战，战后因功赐名李国昌，拜振武军节度使、单于大都护，驻云州（今山西大同），主防东北契丹、奚等部族，建立藩镇。

但正如前文所说，这种部族首领是不会真正融入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