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会说，虚衔晋升太易，&ldo;高官&rdo;太多，国家财政负担就会很重；职务与级别分离，容易造成实职任免的随意性。

或许还有人说，当官的怎么升降关系老百姓啥事。

其实，这个关系可就大了。

组织人事是一个公共管理体系最重要的结构基础，优秀的吏治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环境，才能向社会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相信智力正常的人民都愿意略付一点高价购买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不会吝惜那么一丁点官俸忍受更低水平的公共服务。

难道您希望您花钱买的芯片越来越贵，结构越来越简单？

那宋朝这套官制到底好在哪儿？不妨与后来清朝实施严格的品级与职务来略作比较。

第一，解决官员后顾之忧。

宋朝官员品级不受职务限制，大多数官员可以专心工作而不用将太多心思放在升迁上，年资一到或立下功勋自然可以升迁，而无需为了争抢有限的职位，万人挤独木桥，成天勾心斗角不干实事。

而且一般人当官，无故不能降级，那么采取虚衔、本官只升不降，差遣能上能下，就能避免尸位素餐。

第二，增强机构设置的灵活性。

在机构设置和改革中，最敏感的就是职务增减。

清朝职务和品级挂钩，如果想进行机构改革，撤并一些部门，势必会减少职务，造成一些官员无处安放。

所以后来清朝搞机构改革，增加容易，减少则难上加难，结果只能越改越臃肿。

宋朝将职务和品级脱钩，撤并机构时尽管会减少职务，但官员的品级不会因此降低，阻力相对就小得多，整个机构设置的灵活性都会强得多。

第三，减少议事中的奴性。

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品级和职务脱钩就能减少官场上的奴性？没错，官场上有奴性很难免，但好的官制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

先以后来的清朝为例，假设您是一个部门的长官，部门召开常务委员会议事时，您的职务最高，具体工作就由您负责，您的品级（资历）也最高‐‐那还有什么好讨论的，直接您说了算不就行了？常务委员会制本是中华帝国的一个优秀创举，既可以集众智，又可以限制长官擅权。

但如果形成一言堂，那会议的实质就会偏离议事本身，成了比官大，谁官大谁说的就对。

而且常务委员会作为决策集体，比个人权威更高，一旦形成一言堂，不但不制约长官，反而会扩大个人权威，部门内设的权力监督和制约都会形同虚设，久而久之整个官场乃至全社会都会弥漫着越来越强的奴性。

而宋朝官员品级和实职分离，假设您接受某重要差遣，但由于年资不深，可能有些年长的副官比您虚衔、本官更高，那到底谁官大呢？这说不清楚。

所以，我们不比官大，就事论事。

更重要的是，官阶和差遣脱钩，下属的品阶由转迁之制，而不由长官随意差遣，所以无需依附于长官，这样就极大地避免了奴性。

因此汉唐的张释之、魏征还只是偶然出现，而宋明士大夫诤言直谏却蔚然成风，这既是社会进步使然，宋太宗创制的这种优秀官制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四，减小官员晋升难度。

中华帝国结构庞大，但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低估了这种庞大的程度。

二十个品级，若逐级晋升，几时能入中枢？算您三十岁中进士，由从九品登仕佐郎开启仕途，每三年升一级官，也要七十八岁才能升到从二品的签署枢密院事，有资格到政事堂去坐最后一把交椅。

上面还有同知枢密院事、知院事、参知政事、同平章事，同平章事还分昭文、国史、集贤三级。

寿星您还要继续攀爬吗？而且如果实职还是有限的，是否还能保证每三年升一级？霍去病是皇帝的侄儿，还被卡在骠骑将军这一级，绝大多数人恐怕从九品就要被卡死了吧！

请不要小看这个问题，这意味着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偏弱。

中华帝国尤其是宋明社会最优秀的政治传统就是全社会参政机会，但如果晋升层级过多，难度过大，事实上就会有效防止来自底层的优秀人才进入上层。

到最后您就会发现：草根阶层寒窗苦读，怀着经世济民的理想踏上官场，但就算以最快速度升迁，须发皆白亦只能止步于四五品而已，唯有那些勋贵世家才能以连续不断的破格晋升挺进上层。

宋太宗巧妙地打破这种藩篱，使更多的草根阶层早日挺进中枢机构。

譬如名相寇准，三十岁时名动天下，便准备任用为宰执，但他当时职官仅至从六品尚书虞部郎中，按转迁之制，就算大跨步破格提拔，也最多到从四品左谏议大夫。

可如果再加上枢密副使这个相当于正二品的差遣，便可参议白虎节堂，承担宰执的实际工作。

而论虚衔品级，岳飞十八岁从军，二十七岁授刺史，三十一岁做节度使，三十八岁为正一品少保。

他显然没有逐级晋升，而是以功劳大小确定每次晋升跨越的级数。

只有这样才能使底层人士有以才华或功高挺进高层的机会，形成全社会的良性互动，而不是被某些世家始终把持。

治理国家的重点在于吏治，搭建好优秀的公共管理体系组织架构，才能源源不断地输出优质的公共服务。

而宋太宗，他非常凑巧地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既终结了五代乱世，突破了中国社会发展至隋唐的瓶颈，又构建起一套规范的国家体系，社会生产力又处于一个飞跃的前夜，他将为这个伟大的民族带来一个怎样的巅峰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