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省共和国对中华帝国全权谈判特使路德维希&iddot;范&iddot;德佩尔的船队是从西元1637年中期从欧洲出发的。

在这个时代，就像英国殖民者对满清王朝发起鸦片战争的时代一样，通过地中海联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

所以，完全使用落后的风帆作为动力的联省共和国全权特使的船队在前往中华帝国的过程中，一路上看着率先完成和中华帝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签订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协议的葡萄牙人，在中华帝国设置在印度洋地区的藩属国里的贸易基地，进行着热火朝天的贸易。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对葡萄牙人的航海技术和远洋贸易能力有着深刻的了解，并且并不怎么太在乎的联省共和国谈判使节们，还并不怎么太着急。

正处于上升时代的荷兰人实实在在的有这样岿然不动的底气。

要知道，在十七世纪里，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联省共和国，拥有1。

5万艘商船。

商船吨位占当时欧洲总吨位的34，几乎垄断了海上贸易。

在这个时期里，作为欧洲的国际贸易的中心阿姆斯特丹港，港内经常年有2000多艘商船停泊。

所以在面对已经走入下坡路时期的葡萄牙人抢占了对中华帝国贸易的先机，联省共和国一行的谈判使节们并不怎么在乎。

可是等到路德维斯&iddot;范&iddot;德佩尔一行人到达了中华帝国位于自己的藩属国马六甲苏丹王国的军事和经济基地，得知了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以交出自己在印度地区的贸易据点马德拉斯为代价，换取了中华帝国对他们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冒犯行为的谅解，和中华帝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签订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之后，联省共和国使节队伍中的那些正式工作是联省共和国东印度公司高级商务员的家伙们终于不能再淡定了。

必须了解的是，从十三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就开始在英国出现和发展了。

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和演进，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已经是英国社会中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了。

在新大陆被发现后，西方贸易中心由地中海逐渐转移到大西洋沿岸。

因为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英国的贸易地位直线上升。

在完成了圈地运动，实现本国农业资本主义进程的过程中，英国的工商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到十六世纪，英国除了原有的工业部门，如羊毛加工业、炼铁业、采矿业和造船业发展较快以外，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如纺织业、丝织业、肥皂业等也建立和发展起来。

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到十六世纪中后期，英国已经是欧洲地区商业力量非常强大的国家之一了。

而发生于西元1588年的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重大事件，更是进一步确立了英国的海上优势，加速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同行是冤家，只有竞争对手才是最了解自己的竞争对手的人。

和联省共和国一样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信奉新教的英国，一直是被联省共和国最警惕的对手。

所以，联省共和国的那些东印度公司出身的谈判使节，可以无视正在进入&ldo;夕阳无限好&rdo;阶段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但是当他们发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不仅主动地让出自己在印度地区的殖民地，获取中华帝国的谅解，甚至非常无耻的向中华帝国提出愿意以藩属国的身份接受中华帝国的保护的时候，这些联省共和国东印度公司的精英人物们都认识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做出这种毫无底线的事情背后，代表着英国人对于中华帝国和欧洲贸易这块肥硕无比的巨大利益的疯狂野心。

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中华帝国愿意派出大规模的船队，为态度&ldo;恭顺&rdo;的英国人以他们看来&ldo;低廉&rdo;（中华帝国方面可不这么看）的惊人的价格，为英国人提供非常贴心的远洋运输&ldo;帮助&rdo;的时候，那些东印度公司出身的联省共和国精英们完全坐不住了。

在这个时代里，商业秘密的保护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联省共和国的谈判代表们在中华帝国的藩属国马六甲地区的各国商人中简单的打探，就得知了一条更加惊人的消息。

据这些商人们说，中华帝国因为比较满意英国人和他们签订的各项条约，甚至向英国人开放了武器贸易和商船贸易。

中华帝国居然愿意把在他们看来惊人先进的同时又非常廉价的迅雷枪、神机炮和飞轮船卖给英国人。

这在联省共和国的使节们看来绝对是个灾难性的消息。

（迅雷牌火枪，是中华帝国专门进行外贸武器制造的第十七兵工厂生产的&ldo;精工&rdo;燧发枪，生产成本不到三十元人民币，是中华帝国在世界各地大规模推销的拳头产品。

）

（神机牌拿破仑小钢炮，是中华帝国专门进行外贸武器制造的第十九兵工厂生产的精良产品，生产成本不到两百元人民币，是中华帝国选择性出售的重要产品之一。

）

（飞轮牌轮船，是中华帝国所有四类民用船只生产企业都可以生产的，各种使用非飞剪式落后船型的，一千吨以下的，使用明轮驱动的小马力风帆和蒸汽混合动力的外贸专用型号轮船。

平均生产成本在六万元人民币左右。

）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联省共和国使节队伍中的因为东印度公司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惨重损失而对本次谈判工作非常消极的，那些联省共和国东印度公司的精英出身的高级商务员，一改平时拖拉执拗的态度，开始表现出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人物的理性和上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