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的崛起，与东汉的时代大潮息息相关。

公元60年前后，汉明帝从中亚地区引进了希腊化的佛教。

在中国，佛教借助道家著作迅速本土化，同时又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宗教化。

早期的佛教徒和道教徒甚至宣称，释迦牟尼就是晚年经秦国西行的老子，所以佛教与道教其实是一回事。

很快，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便成了中国最早的佛教徒兼道教徒。

但拜佛颂道并没有给刘英带来安宁和幸福，他在公元70年被指控谋反，失去王爵，次年便自杀了。

&ldo;楚王案&rdo;迅速扩大化，前后共有上万人遭到牵连，其中包括大批佛教徒、道教徒和开国元勋、知识分子。

在这种局势下，袁安出任楚郡太守，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前后拯救了四百余家嫌疑犯的生命，从此名满天下，官运亨通。

公元83年，袁安升任太仆，主要负责管理皇宫内的车马，并督造近卫部队使用的武器。

当御驾出行时，太仆常要亲自为皇帝驾车，而坐在他们身边的，则往往是东汉政府中最有权势的大将军。

汉朝人除非生病，否则很少坐轿，所以皇帝只要出远门，大将军和太仆就会和他坐在同一辆马车里。

这个被称为&ldo;乘舆大驾&rdo;的同车三人组合是何等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们之间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可能是国家大事，而这种对话又经常发生。

作为御用驾驶员，太仆虽然要集中精力驾车，却无疑能够耳闻许多重大机密，增进对时局的了解，自己也可能会时常发表一些意见来影响国策。

另一方面，太仆也往往成为皇帝在朝廷里的传声筒。

能够出任太仆，说明袁安的驾马车技术很高明，为人忠实可靠，不会轻易泄漏机密信息，在政治上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器重，因而能够参予中枢决策。

需要袁安当皇帝传声筒的时机，很快就到了。

因为在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保持一致，坚持以和为贵，袁安在公元86年升任三公之一的司空，成为袁家&ldo;四世三公&rdo;中的第一人，后又出任司徒。

升任三公以后，袁安比当九卿时增加了许多特权，这点在服饰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东汉时期，三公、九卿、诸侯们不仅有五彩斑斓的华丽官服，到了皇帝举办重大祭祀时，他们还可以戴上一尺二寸长、七寸宽的冕旒，也就是在冠上加一块系有多串玉珠、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的木板。

对于冕旒的功能，《大戴礼记》的解释是这样的：&ldo;冕前面安装旒，为的是遮蔽光明；用统絖塞住耳朵，为的是令听觉迟钝。

因为河水太清澈了就没有鱼，人太精明了就没有支持者。

&rdo;后来，被称为&ldo;统絖&rdo;的玉珠不再塞入耳朵，而只是象征性地挂在耳边，改名叫&ldo;充耳&rdo;，于是就有了成语&ldo;充耳不闻&rdo;。

无论是冕旒还是统絖，都在提醒君主和贵族大臣们，要注意抓大放小，不必什么事都管，甚至应该适当地装聋作瞎。

东汉时期，皇帝戴的冕旒上挂有12串白玉珠，即所谓&ldo;十有二旒&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