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袁绍的&ldo;六年服丧&rdo;之谜已经逐渐揭开了面纱：

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开始的公元169年，袁绍刚刚完成了自己的三年母丧。

袁绍见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被处死，十分害怕，只好在故乡继续呆下去，而名义就是为自己宗法上的父亲袁成追补服丧。

其实，他对这位没给自己留下任何印象的伯父兼继父不可能有多少深厚的感情。

他的后三年服丧，更多地是在哀悼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之死，也聊以避世，等待复出的时机。

这使得他的青年生涯非常与众不同，特别是与他的异母兄袁基和异母弟袁术相比，显得更加特别。

被禁锢的党人袁绍固然必须赋闲在家，但是并不必苦修72个月之久的超长丧礼。

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看来主要是为了在士大夫，特别是党人中树立威望。

正是在第一次党锢运动之前三个月，著名党人荀爽曾经上奏汉桓帝，强烈要求在官员中恢复&ldo;三年之丧&rdo;制度。

党锢运动开始之后，袁绍不仅没有为了避免戴上&ldo;党人&rdo;的黑帽子，与李膺的女儿离婚，反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仕途，身体力行地坚持执行&ldo;三年之丧&rdo;，尔后又&ldo;追行父服&rdo;。

这种行为看似反常，实际上是对汉朝政府的抗议示威，必定会赢得荀爽等党人的钦佩，为袁绍以后的人际交往积攒政治资本和领袖威望。

除此之外，自从袁安平反楚王英案，挽救许多佛教徒的生命以来，袁家便势必会时常与佛教接触，这或许也是袁绍过6年禁欲苦修生活的精神动力来源。

在禁欲苦修期间，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ldo;忍&rdo;字。

汉语中的&ldo;忍&rdo;字有双重意思：一是忍耐、坚毅、有自制力，二是残忍、不宽容。

这两重意思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却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

中世纪日本的&ldo;忍者&rdo;，也许能最好地诠释&ldo;忍&rdo;字的这双重特性：对自己强加极高的要求，尽全力保持和提高坚毅、忍耐的自制力；对他人则相当残忍、不宽容，甚至对自己的子女都是如此。

在这个方面，古代印度和希腊的武士阶层（即所谓&ldo;刹帝利&rdo;），与日本忍者也极为相似。

笔者认为，长期的禁欲往往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如果修炼者信奉的理论中缺乏恕道，便容易产生反社会、甚至反人类的思想。

袁绍经长期禁欲苦修和赋闲在野之后，一旦手握大权，便立即开始极端血腥的报复，后来又把仇恨的火花撒向亲友、部下和同事，最终导致众叛亲离、自我毁灭，其思想根源恐怕正在于此。

作为袁家仅有的党人，袁绍可以孤独地过他的苦行僧生活。

但对于袁家的其余成员来说，汉灵帝的朝廷可从未忘记他们。

据《后汉书&iddot;崔骃列传》记载，在建宁年间（公元168～171年），名士崔萛去世，但崔家经济困难，无力治丧。

于是，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三位九卿一起凑钱帮崔家办丧事，大鸿胪袁隗书写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