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材有所谓&ldo;体&rdo;、&ldo;用&rdo;之分。

将材之体在于&ldo;得士卒之心&rdo;。

曾国藩指出，古代名将得军心之手段，往往靠钱财之外的精神魅力。

近代则不然：&ldo;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rdo;，&ldo;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rdo;。

好的统领营官应备两端：一为真心实肠，服从上司；二为精打细算：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

湘军初期名将王鑫虽精明能干，然始终不依从主帅曾国藩，过于自负，曾氏谓之&ldo;宜于剿土匪而不宜于当大敌&rdo;。

古人称将材之用有&ldo;五德&rdo;，即&ldo;智、信、仁、勇、严&rdo;；西方人论将则曰&ldo;天才&rdo;，强调&ldo;天所特赋之智与勇&rdo;。

曾氏则从个人经历出发，认为&ldo;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rdo;。

曾国藩本一介书生，于带兵统将之事毫不相干；最终能够削平大难、建立事功，靠的便是&ldo;良心血性&rdo;。

其次，曾国藩提出识人用才之道。

曾氏认为，人才有转移之道、培养之方和考察之法的分别。

人才并非天生得来，而&ldo;以陶冶而成&rdo;，且随时有转移可能，故识人不可眼光太高，动辄谓无人可用。

访求人才之道，乃&ldo;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rdo;。

以曾氏用人经验，人才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

官气重的人才，&ldo;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rdo;。

其不足在于缺乏生气，&ldo;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

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rdo;；乡气重的人才，&ldo;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rdo;。

其不足在于&ldo;一事未成，物议先腾&rdo;。

曾氏培养人才，在&ldo;劳苦忍辱&rdo;四字痛下功夫，故戒官气而用乡气之人。

用才之道在于不拘一格，使人人去其所短而显其所长。

第三，曾国藩以儒生治军，终成大业，靠的便是&ldo;尚志&rdo;、&ldo;诚实&rdo;和&ldo;勇毅&rdo;。

曾氏认为，辨别人才之高下，首先视其志趣：&ldo;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rdo;。

他认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举目斯世，最缺乏的乃是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之人。

这样的人却最易埋没，&ldo;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rdo;。

而那些贪婪退缩的庸俗之辈，却往往&ldo;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rdo;。

那么如何培养高尚独立的君子之志呢？曾国藩讲，&ldo;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

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rdo;；&ldo;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rdo;。

&ldo;尚志&rdo;切忌&ldo;喜誉恶毁之心&rdo;，即&ldo;患得患失之心&rdo;，&ldo;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rdo;。

总之，&ldo;尚志&rdo;之目的在于&ldo;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rdo;，亦为&ldo;好师好友好榜样&rdo;。

曾国藩治军亦推重&ldo;诚实&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