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不难看出，曾国藩所谓&ldo;三难&rdo;，均与其经济拮据有关。

前两难犯愁的是盘缠无从筹措，后者则是若赋闲京师则失去经济来源。

当时曾国藩已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四个月后又升授礼部侍郎，可算居京官高位。

然他连回家省亲的盘缠都难以筹措，清廉程度可见一斑。

清代官员俸禄非常微薄，品级最高的正一品大学士年薪不过银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

如此低廉的俸禄显然不能维持官员的基本开销，贪污之风自然蔓延。

雍正、乾隆两帝致力惩贪，推出地方官&ldo;养廉银&rdo;和京官&ldo;恩俸&rdo;、&ldo;双俸&rdo;制度。

&ldo;养廉银&rdo;制即&ldo;耗羡归公&rdo;，此项数目巨大，可谓开高薪养廉之滥觞，一般来讲，督抚一级的地方最高长官养廉银超出正俸近一百倍，最低一级的知县亦超出正俸几十倍。

相比之下，京官则要低许多。

&ldo;恩俸&rdo;只发给&ldo;六部堂官&rdo;，即各部尚书和侍郎。

&ldo;双俸&rdo;发给大学士、&ldo;六部堂官&rdo;双俸双米，其余京官双俸单米。

&ldo;正俸&rdo;、&ldo;双俸&rdo;之外，京官的合法收入还有差事和科考、捐纳的&ldo;印结费&rdo;。

然京官若想过富足生活，便得索收地方官的礼物银钱，如冬天的&ldo;炭敬&rdo;、夏天的&ldo;冰敬&rdo;等。

可见，清代官员想要保持清廉的操守着实不易。

曾国藩为扭转官场积重难返的贪污纳贿之风，曾在三十岁时立誓，终身保持清廉之身。

他誓云：&ldo;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rdo;曾国藩临终前仍不忘此誓，留下遗嘱：&ldo;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

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rdo;

&ldo;勤政自律&rdo;为法（1）

曾国藩为官要诀，在乎一&ldo;勤&rdo;字。

曾国藩早年戎马，书生治军，全靠一&ldo;勤&rdo;字诀。

&ldo;公之在营也，未明即起，出巡营垒，阅操练，日中清理文卷，接见宾僚，以其余时披览书史，不使身心有顷刻之暇。

尝称时局艰难，惟劳动心力者可以补救。

前后数十年，治军治官，虽当困苦危险之际，以至功成名遂之时，不改其度焉&rdo;。

曾国藩认为，为官者应有五勤，&ldo;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矣&rdo;。

&ldo;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

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

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

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