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二人，是由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一桩恩怨，结下了梁子。

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

当年剿长毛贼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于定远之役临阵脱逃，弃城溜走。

李鸿章令其戴罪立功。

咸丰十年，寿州被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所攻，幸亏当地团练的竭力抵御，太平军才得以离去。

但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互相仇杀，苗因此叛变，纠众围攻寿州，纵兵四扰。

清政府认为苗沛霖的部队向来彪悍，真是反叛了，危害比太平军还要大，因此密令翁同书想辙摆平这件事。

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

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并把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

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龢抓来杀了。

两人的首级一起交给了苗沛霖。

却不料这不过是苗借刀杀人的借口而已，他并无投降的心思，首级交付以后，叛逆如初。

于是，曾国藩本来就因翁同书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现在又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忍无可忍，上书弹劾。

曾国藩文采一般，想写却难于措辞。

何况，翁同书又是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是帝师，究竟如何措辞，才能使皇上破除情面，依法严惩，实在很费踌躇。

曾国藩便让李鸿章帮着写，结果拿来一看，连呼精彩。

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文字，说：&ldo;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rdo;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使皇上不好意思包庇了。

无奈，朝廷只好判了翁同书个&ldo;斩监候&rdo;，也就是死缓。

翁父听到后，一口气没缓过来，蹬腿西去。

朝廷借着翁父翘了辫子的机会，顺水推舟以眷念师傅的名义，将翁同书的斩刑改判充军新疆。

父死兄徙，对于翁同龢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一纸弹劾而弄得如此凄凉，此仇怎能不报？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它紧密相关。

果然，甲午一战，翁同龢借机倾陷，终使这位老臣败走麦城，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人人恨之。

&ldo;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rdo;刚开始，李还有太后的保护伞，而此时，翁同龢却带领一伙人不断进攻。

此时的李鸿章官无翁大，面对翁同龢的排挤和非难，只能硬挺着。

由此可见翁同龢的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吴勇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载有翁李仇隙的掌故：李鸿章因为庚子事件又一次背上卖国贼的骂名赋闲在家时，翁同龢派袁世凯试图说服他撂挑子不干，从而空下大学士的位子给自己，当即被李鸿章骂了出去，李并表示自己一息尚存，翁同龢就不要指望。

从而使得翁成不了真正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