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若想弄清日本生活方式所赖以建立的那些观点，他的工作就远比统计证实要艰巨得多。

人们迫切要求他报告的是，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观察现存事物的镜片的。

他们必须阐述日本人的观点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观点。

他还必须努力使那些用完全不同的焦距来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听得明白。

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法庭并不一定就是&ldo;田中先生&ldo;‐‐即普通日本人。

因为&ldo;田中先生&rso;&rso;并不能说清楚自己的观点。

何况在他看来，为美国人写的那些解释，似乎无此必要。

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很少注意研究文明民族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前提。

大多数的研究都认为这些前提是自明的。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全神贯注在意见和行为的&ldo;分布&rdo;上，他们拿手的研究方法是统计法。

他们对大量调查资料、调查答卷、交谈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定等等，进行统计分析，试图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关系。

在舆论调查领域中，可以在全国使用用科学方法选出的有效的抽样调查技术，这种方法在美国已达到高度完善。

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了解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政策各有多少支持者和反对者。

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进行分类。

在一个实行普选、并且由国民的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具有实践的重要性。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调查美国人的意见，并了解调查的结果。

但他们能够这样作，有一个十分明显却无人道及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都熟悉美国生活方式并且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舆论调查的结果只不过是对我们已知的事情再增加一些而已。

要了解另一个国家则必须先对那个国家民众的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的质量的研究，然后投票方式才能有用处。

通过审慎的抽样调查，可以了解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

但是，如果事先不弄清他们对国家抱有什么样的观念，抽样调查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在了解了他们的国家观之后，我们才能弄清各个派别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在争论些什么。

一个民族对政府所持的观点，要比标志各政党势力的数字具有更普遍、更持久的重要性。

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几乎是一种摆脱不了的祸害，它限制个人的自由。

对一个美国人来说，也许战争年代是例外，政府官员并不比在民间事业中任职者社会地位更高。

这种国家观与日本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也有很大差异。

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正是他们这类看法。

他们的观点表现在风俗习惯、对成功者的评论以及有关他们民族历史的神话、民族节日的辞令中。

根据这些间接表现也可以进行研究，但必须是系统的研究。

如同我们对选举要研究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一样，我们对某一民族在生活中所形成的基本观点以及他们所赞同的解决方式，也能够仔细、详尽地进行研究。

日本正是这样的国家，其基本观念十分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我确实发现，一旦我们弄清了西方人的观念与他们的人生观不相符合，掌握了一些他们所使用的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入眼中经常看到的日本人行为中的许多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对某些急剧变化的行为，日本人却认为是完整一贯的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我能试图说明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