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寄生阶级大约二百万人左右，其中包括将军的政府、大名的机构、武土的俸禄等。

他们要交实物税，也就是要将一定比例的收获量上缴给大名。

同样是水稻农业国，暹逻的传统赋税是百分之十，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百分之四十，实际交纳的还要高。

在有些藩中高达百分之八十，此外，还经常有强迫徭役和无偿服务，消耗农民的精力和时间。

同武土一样，农民也限制自己的家庭规模。

整个德川时代，日本全国人口总数几乎是停滞的。

在一个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这样停滞的人口统计数字足以说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

不论是靠年贡生活的武士，还是生产者阶级，这个政权对两者都实行了斯巴达式的严格限制，但在每个下属与其上级之间也有相对的可依赖性。

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及地位。

如果这些受到损害，最贫困的人也会提出抗议。

即使处于极度贫困，农民也进行过反抗，不仅对封建领主，而且也对幕府当局。

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六十年间，此类农民起义不下一千次。

其起因并非由于&ldo;四公六民&rdo;的传统重赋，而是抗议累增的赋税。

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他们成群结队涌向藩主，但请愿和裁判的程序则是有秩序的。

农民们写好请求匡正苛政的请愿书，递呈藩主内臣。

如果请愿书被内臣扣压，或者藩主置之不理，他们便派代表去江户把状子呈送给幕府的将军。

在一些有名的起义中，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道上拦截幕府高官的乘舆，直接呈递状子以保证不致被扣压。

尽管农民呈递状子要冒极大风险，但幕府当局收到状子后则立即审查，其判决约有半数对农民有利。

然而，幕府对农民请求所作的判决并没有满足日本对法律和秩序的要求。

农民的抱怨可能是正当的，国家尊重他们也是可取的。

但是，农民起义领袖则已侵犯等级制的严峻法令。

尽管判决对农民有利，可是农民起义者已经破坏了必须忠贞这一基本法律，这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他们要被判处死刑，不管他们的目的如何正确。

甚至农民们也承认这种无法逃脱的命运。

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人们聚集刑场，起义领袖被投入油锅、被砍头或被钉上木架，农民群众目睹行刑也决不暴动。

这是法令，是秩序。

他们可以在事后建饲，奉之为殉难烈土。

但对于处刑，他们却认为这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令的核心，必须接受。

简而言之，德川幕府历代将军都力图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封建领主。

大名在每个藩中居于等级制的最高地位，对其属下可以行使特权。

将军在行政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控制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