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斯考与我个人之间，具有亲密的友谊，这是当我们在总参谋部同事时，就已经发展成功了的。

在科布仑兹同事时，他也给予我以极有价值的协助，为了使我们集团军群的攻势计划能够被采用，我们也曾一同努力奋斗。

以后当我出任装甲军的军长和集团军司令时，我都曾经一再要求调垂斯考为我的参谋长。

可是我的要求却都被上级拒绝了，其理由也很特别，那就是说我不需要这样一个聪明的人。

可是到了1943年春天里，最后上级却准备推荐他出任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时，可是那时我却又无法接受，因为我的作战处长，布西将军（nbse），也是同一年资，并且在我们一同经过的许多战斗中，更已经充分的表现出了他的能力，所以我不能舍此就彼。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重述这一段故事的理由，是因为有一些与垂斯考接近的人，曾经散布流言着说，我之所以拒绝接受垂斯考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可靠的纳粹党人。

任何知道我的人都一定能够认清，我从来不曾根据这个标准来选择我的幕僚。

假使在科布仑兹的时候，是一个&ldo;沉闷的冬天&rdo;，那么若能让我们一心准备在明年春天发动攻势，则未尝不可以心安理得。

可是不幸得很，希特勒却想在同一个秋季中发动攻势，当这个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以后，就又想至少能够在冬季中发动攻势。

当他所宠信的空军气象专家预测有一段良好天气的时候，他就立即发出用代字的密令，要部队开始进入其最后集结地区。

可是每一次，气象专家的预测却总是失败了，不是大雨滂沱，使地面变成了烂泥潭，就是严霜大雪，使坦克与飞机无法使用。

其结果是一再收回成命。

这种反复无常的办法，对于指挥官和部队都是同样头痛。

在这个阶段中，希特勒对于凡是不合于他自己愿望的陆军报告，都充分的表示不信任。

当本集团军群总部一再报告着说，连续的大雨已经使攻势的部署暂时无可能性时，他就派了他的侍卫长，希孟德（schundt），亲自来视察地面上的情况。

用垂斯考来应付他可以说是最合理想。

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拖着他过去同一个团队中的老朋友，在那寸步难移的道路上走着，有时更穿过泥泞的耕地、沼泽的牧场和溜滑的山坡，所以等到夜间他们回到总司令部时，希孟德是已经完全累垮了。

自从那一次以后，希特勒就再也不用这种方法来考验我们天气报告的真实性了。

这种荒谬的朝令夕改，是徒然的浪费精力，照理说，最伤脑筋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

他这个人也是很缺乏耐性的。

在这个时候，许多的文件简直是像洪水一样的冲入了我们的司令部。

幸亏德国陆军中有一条非常合理的不成文法律，那就是指挥官应该不亲细务，所以伦德斯特可以不受到烦扰，每天上午还能够在莱茵河岸上作一个长时间的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