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长自然总是留在指挥部应付工作和电话，而我在白天‐‐常常还包括一部分夜晚‐‐经常在路上跑动。

通常我总是在接获了拂晓时的情况报告和发出必要的命令之后，就趁一大早出发去视察各师部和前线部队。

中午我又回到指挥所中停留一下，然后又去视察另一个师。

等到我再回到指挥所时，它可能已经换了新位置。

这时天色已黑，而我们也疲惫不堪了。

在这种情形下，通常总是应该感谢我的第二助手雷曼少校的远见，他会预备一只烤鸡和一瓶好酒来特别的款待我一次。

当然，这种有弹性的指挥方法只是因为有了无线电之后才有可能性。

我总是带着一辆无线电通讯车一同行动，我的通讯官科勒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员，他以后成了一位少校参谋。

他使我与军部之间从不失去联络，对于前线情况可以经常获得报告，并且我在前线所作的决定也可以立即传达回去。

更应补充说明一句，当我在战后入监期间，科勒更证明自己是一个不自私的朋友，曾多次帮助我妻子。

除了我的驾驶员纳格尔和舒曼以外，经常陪我旅行的人就是我的副官斯佩切特中尉。

他是最好的骑兵军官，敏锐勇敢，不怕危险，态度乐观，是我的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

他最喜欢陪同我一起去进行搜索行动。

我当军长时，这种机会较多，几乎天天都可以上前线。

以后当我升任集团军司令后，就不能那样天天往前线跑，于是他就变得很不高兴。

这是一位青年军官的常态，我总是设法使他有领导战斗的机会。

在克里木，他曾两次率领搜索中队，发挥出极大的机智与勇敢。

当我们在列宁格勒前线时，我派他到一个师去服役，但是中途因为飞机失事牺牲。

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现在再回到第56装甲军方面。

到7月9日，很明显，第4装甲集团军的企图‐‐派我这个军从东面迂回在普斯科夫的敌军‐‐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了，原因有二，一是沼泽地，另一就是敌军的猛烈抵抗。

现在已无其他途径可以选择，只有抽回军部和第8装甲师，让他们再沿着原有向北的轴线向奥斯特罗伊进发，第3摩托化步兵师早已走上了那条路。

尽管如此，自从离开迪纳斯克以来，依照7月10日所获得的情报，本军也已经击溃了敌方的四、五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这些兵力远比我们自己要强大得多。

除了我们已经收容了好几千名俘虏以外，自从离开德国国境以来，我们的战利品一共有60架飞机，316门火炮（包括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在内），205辆坦克和600辆卡车。

不过敌人虽已被迫向东退却，但却并未遭到毁灭‐‐不久这个事实就变得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