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11集团军的行政部门移到了齐门费罗普（ziferopol）之后，那是克里米亚境内的一个俄罗斯化大城，我们的战术指挥所就移驻查拉布斯（zarab），那是该城北面的一个相当大的村落。

我和参谋长住在一个小农庄中，每人有一间小房。

我自己所用的家具也是最简单的，当然我们可以从齐门费罗普找一些用具，不过因为一般的部队都很苦，所以我们司令部中的人员自认为不应讲求任何的舒服享受。

除了中间曾经短期移驻刻赤前线和塞瓦斯托波尔前线上以外，我们几乎一直都留在这里，直到1942年8月间为止。

在过惯了游牧生活以后，这种定居的生活对于我们是完全的改变，但这种生活却并不一定受欢迎。

当一个部队的司令部静止不动之后，其必然的结果就是&ldo;纸上的战争&rdo;（paperwar）。

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问题，这是我常常感到非常关心的。

一个指挥一个集团军的人，同时也是它的最高裁判者，所以最困难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他批准一个死刑的宣判。

一方面维持纪律本是他的职责，而为了部队本身的利益，对于违法犯纪的人员也有严刑峻罚的必要。

可是另一方面，在大笔一挥之下，即断送一条生命，这的确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当然，在战争中每天都可以使一万人丧失生命，每个军人都应该准备战死沙场。

可是在战场上光荣地殉国与被自己的长官执行枪决，其间却是大有区别。

当然，当一个军人作了某种卑劣的行为，使整个陆军的荣誉都为之蒙羞，或是使其同胞因而丧失生命，这时他罪有应得，难逃一死。

但是也有许多其他的情形，并非完全由于本性的不良，而是因为某种人性过失所造成的，那却是未免情有可源。

尽管如此，军法审判还是必须依照法律宣判其死刑。

每逢要批准死刑判决书时，我总要亲自把所有的档案都仔细研究一番，然后再作决定。

当开战之日，我的那一军中有两个士兵曾经奸杀了一个老妇，被判处死刑，这当然是罪无可赦的。

可是下述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有一个曾经在波兰战役中获得过铁十字勋章的人，在负伤出院之后，就被分发到一个陌生的单位中去服务。

当他到达的第一天，他的机枪班中的全体同僚都战死了，他神经错乱于是开始逃走。

依照法律他是应该判处死刑的，但是情节却不无可原谅之处。

因为我也并不能立即取消军法审判的判决，所以我在这种情形中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与这个人的团长磋商，征得他的同意后，把死刑延缓4个星期再加以执行。

假使这个人在4个星期之内，能够将功折罪，我就取消这个宣判。

假使4个星期过去了，那就还是要照样执行。

在所有那些获得缓刑的人员当中，只有一个曾经逃亡到敌方去了，所有其他的人员不是立战功赎罪，就是克尽军人本职，光荣地战死在沙场上。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一次突击

现在第11集团军的任务就是攻克克里米亚最后据点，塞瓦斯托波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