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特别会议（1）

1926年下半年，联共内部矛盾继续扩大。

&ldo;三&iddot;二○&rdo;事件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于8月31日给联共中央书记处写信说：&ldo;国民党内部发生的变化在广州&lso;三&iddot;二○&rso;事件中就有反映，但在我们的报纸上没有作出任何报道。

我们的读者不得而知，我认为这是有害的……我并不认为可以由我个人来为我的行为方针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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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拉狄克，斯大林对加拉罕也不满。

他于9月2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说：&ldo;不要让加拉罕随便处理中国的事情。

他真的会把整个事情搞糟。

他已经不合时宜，因为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的全权代表，完全不适合充当如今中国和国际新形势下的领导人……他这个人太轻佻，眼界狭窄（指革命的眼界）。

而胆量和蛮横、自信和自负则绰绰有余。

这是特别危险的，加拉罕任何时候都不会理解，汉口将很快成为中国的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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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

北伐军攻下武昌后，浙江省长夏超倒戈孙传芳。

北伐的不断胜利，使陈独秀情绪十分高涨，赞成发动工人暴动，在北伐军到来之前，获得上海政权。

10月19日，陈独秀和彭述之同意放弃总罢工，他们认为工人没有斗志，组织上没有力量来发动这场斗争。

果然，起义的人少，只有100人的武装，一度占领浦东，不久即失败。

失败后，10月28日，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举行联席会议。

陈独秀说：&ldo;应当弄清的重要问题是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们是希望举行人民的起义还是纯小规模军事发动……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准备的是起义还是军事发动。

&rdo;罗亦农说：&ldo;只能说是利用军队挺进的形势，我们就是做这种准备。

&rdo;彭述之说：&ldo;上海组织的积极分子还希望举行人民起义，应当打消这种念头。

&rdo;陈独秀说：&ldo;政治发动只能促进政变，而不能起主要作用，人民大众还没有力量和觉悟起来发动政变……我们也不能宣布实行总罢工。

&rdo;维经斯基说：&ldo;问题在于我们本身很少注意上海人民大众参加这次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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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维经斯基和远东局的拉菲斯、福京等人的矛盾公开化。

早在8月，拉菲斯和福京就对维经斯基说，在政治局势复杂化和党及其中央壮大后，他决不能继续领导党的工作，远东局应由别人来领导。

拉菲斯认为，维经斯基的错误，没有正确对待北伐，对中共中央最初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积极立场重视不够；缺乏对革命这一阶段的深思熟虑的策略方针。

维经斯基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指责马克斯优柔寡断，不适合独立地进行指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