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情况到现在也还没有显出多大的改良。

中国史学界，不乏刻苦用功的人，也不乏学问满腹、钻研精深的专家，但似乎始终缺乏当代黄宗羲，缺乏那种能将史学提升为一种思想认识管道的人物。

在局部的一件事、一个问题，或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上，我们每每能见精详丰赡的成果，但从全局高度提出切合中国史实际的方向性、规律性的命题与论证，则难得一遇。

我所能找出的原因，主要在于学者不能摆脱义理，直接用历史材料说明历史。

由此造成的疑惑、浮辞、伪说实在太多，不仅包括刚才所说的中国历史形态这样宏大的方面，即在具体的朝代史方面，我们的认识和解说也总是钻笼入套。

比如由明入清，或所谓&ldo;明清鼎革&rdo;这一段，以我所见，真正从当时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无拘无束、直面历史本相的研究，基本没有。

所以这样，是因这段历史与两个很大的义理有关，而大家都不能够从中走出。

一是农民起义问题，一是民族冲突问题。

这两个问题，在当下历史语境及国家意识形态中举足轻重，有很严格的界限。

绝大多数史家，囿于其中，小心翼翼，瞻前顾后。

我曾将建国后明清史研究与孟森那时加以比较，发现史家敢于创见的精神流散甚大。

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心史丛刊》一二三集、《清朝前纪》、《明元清系通纪》诸著，只要考之有据、言有所本，所论无不明快，一则一，二则二，不讳、不隐、不忌，学术自由心态立然。

他的书和文章，我每读必有获益，因为都是直面事实、不抱成见、不戴帽子而来。

反观建国后，五十年代中期起到&ldo;文革&rdo;结束那段时间，不用说尽属以&ldo;理&rdo;入史、以&ldo;理&rdo;入学问，即便后来，束缚之痕仍历历可见，思想窒碍难行。

令我们对脱略义理以外、一空依傍的真知灼见之盼，颇感受挫。

比如农民起义问题。

自秦末陈胜吴广起，在中国帝制史上，农民起义与蛮族入侵一道，并为王朝周期性变更两大主因，几乎所有王朝，要么为农民起义所推翻，要么由蛮族入侵而瓦解。

换言之，农民起义是帝制以来中国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之一。

农民起义爆发，是王朝政治、经济现实极度黑暗所致，此毋庸置疑。

起义，作为人民之反抗和暴政之暴露，也毋庸置疑。

在此意义上，它完全拥有正义性、正当性以及必然性，这都毋庸置疑。

根据历来的义理，农民起义被视为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力量与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