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几千年历史限定为&ldo;一部阶级斗争史&rdo;，无法不落入窠臼，使历史概念化、脸谱化。

就受伤害程度而言，明末这一段似乎最甚。

这样说，可能与笔者个人感受有关，所谓知之深、痛之切。

但感情因素以外，也基于理性的审视。

在我看来，明末这一段在中国历史上有诸多突出的特质：时代氛围特别复杂，头绪特别繁多，问题特别典型，保存下来、可见可用、需要解读的史料也特别丰富。

明代是一个真正位于转折点上的朝代。

对于先前中华文明正统，它有集大成的意味，对于未来，又有破茧蜕变的迹象。

没有哪个时代，思想比明代更正统，将中华伦理价值推向纯正的极致。

同样，亦没有哪个时代，思想比明代更活跃、更激进乃至更混乱，以致学不一途、矫诬虚辩、纷然聚讼，而不得不引出黄宗羲一部皇皇巨著《明儒学案》，专事澄清，&ldo;分其宗旨，别其源流&rdo;，&ldo;听学者从而自择&rdo;[4]。

这一思想情形，是明朝历史处境的深刻反映。

到明代晚期，政治、道德、制度无不处在大离析状态，藉善恶之名殊死相争，实际上，何为善恶又恰恰混沌不清，乃各色人物层出不穷，新旧人格猛烈碰撞、穷形尽相，矛盾性、复杂性前所未见。

别的不说，崇祯皇帝便是一个深陷矛盾之人，历史上大多数帝王只显示出单面性‐‐比如&ldo;负面典型&rdo;秦始皇、&ldo;正面典型&rdo;唐太宗‐‐与他们相比，崇祯身上的意味远为丰富。

弘光时期要人之一的史可法，也是复杂的矛盾体；有人视为&ldo;完人&rdo;、明代文天祥（如《小腆纪年附考》作者徐鼒），有人却为之扼腕或不以为然（批评者中，不乏像黄宗羲那样的望重之士）。

即如奸恶贪鄙之马士英，观其行迹，也还未到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地步，在他脸上，闪现过&ldo;犹豫&rdo;之色。

明末人物另一显著特色，是&ldo;反复&rdo;：昨是今非，今非明是；曾为&ldo;正人君子&rdo;，忽变为&ldo;无耻小人&rdo;，抑或相反，从人人唾弃的&ldo;无耻小人&rdo;，转求成为&ldo;正人君子&rdo;。

被马士英、阮大铖揪住不放的向来以清流自命，却在甲申之变中先降于闯、再降于满的龚鼎孳等，即为前一种典型。

而最有名的例子，莫过钱谦益。

数年内，钱氏几经&ldo;反复&rdo;，先以&ldo;东林领袖&rdo;献媚于马士英，同流合污，复于清兵进占南京时率先迎降，可两年之后，却暗中与反清复明运动发生关系。

武臣之中，李成栋也是如此。

他在清兵南下时不战而降，不久制造惊世惨案&ldo;嘉定三屠&rdo;，此后为清室征平各地，剿灭抵抗，一路追击到广东，却忽然在这时，宣布&ldo;反正&rdo;，重归明朝，直至战死。

像钱谦益、李成栋这种南辕北辙般的大&ldo;反复&rdo;，固然免不了有些个人小算盘的因素，却绝不足以此相解释，恐怕内心、情感或人格上的纠结，才真正说明一切。

矛盾状态，远不只见于名节有亏之辈，尤应注意那些&ldo;清正之士&rdo;，内心也往往陷于自相牴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