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引发&ldo;国本之争&rdo;。

经大臣往复相争，万历终于在二十九年（1601）不得不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将朱常洵等其余四子封为亲王。

后来，瑞、惠、桂王均已就藩之国，唯独还把福王留在身边。

这也不合祖制，照规定，亲王成年后须到封地居住，若无宣召不得来京，这既是礼法，也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又经一番理论，拖延十年之久的福王之国问题，总算解决，于四十二年（1614）三月离京就藩于洛阳。

但事情远不能到此为止，反而愈演愈烈，&ldo;那时太子早晚将废的传说已经流传多年，成为人尽皆知的事了。

&rdo;[35]之前就发生过鼓吹废太子以立福王的&ldo;妖书案&rdo;，而在福王之国翌年，又发生更具震撼性的&ldo;梃击案&rdo;‐‐一个暴徒，悄悄潜近太子所居慈庆宫，先将守门太监一棍击倒，当冲到前殿檐下时被警卫制服，朱常洛幸免于难。

此案搅得满朝大乱，揭盖子、捂盖子双方相持不下，最后以万历当众宣称对太子满意、无意以福王更换之，并强行处决暴徒及其&ldo;合谋&rdo;了事。

这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故事。

过了五年，万历驾崩，风波再起，连续发生&ldo;红丸&rdo;、&ldo;移宫&rdo;两案，其间衅端一言难尽，根子上皆由万历之宠郑贵妃、福王而起。

读者欲知究竟，可读温功义先生所著《三案始末》，相当经典的一本小册子，写得甚是翔实。

三案的根本，是皇帝企图摆脱束缚、使权力偏私化，和一些反对者对这一企图的顽强抵制。

皇家一方，始终视为&ldo;系朕家事&rdo;，从万历到当了弘光皇帝的朱由崧，都如此理解[36]；反对者可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这是以私坏公，用今天话说，究竟人大于法，还是法大于人？他们并非要维护某一个人，比如太子朱常洛，而是认为皇帝所为也要合于法度，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简而言之，四十年来斗争的实质，是皇权独大、绝对自由抑或主张它应受限制。

围绕这一分歧，形成两条阵线。

一条由皇帝、皇族、太监以及部分朝臣组成，显然地，这些人或是皇权直接获益者，或是指望通过巩固、加强这种权力也从中得利者。

另一条阵线则由国是为重、秉公而行、在伦理和政治层面坚持独立性的士大夫正途人物组成。

两股力量都百折不挠，其中，后者的顽强格外可以注意，所谓明末的知识分子政治的觉醒，于兹表现特别明显。

皇权作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它的强大和绝对优势不言而喻，它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保护自身，从万历至天启三朝，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然与历代不同，明末知识分子政治集团的抵抗特别惨烈，就算魏忠贤大兴冤狱，实施特务恐怖，编撰并经皇帝钦批、颁布类似于&ldo;万历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rdo;的《三朝要典》，亦未能压服。

非但如此，杯葛意愿愈形旺盛，并从起初仅听从良知呼唤的个人行为，逐渐演变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精神认同。

到光、熹之间，准组织化的东林党隐然有形。

这段渊源，是福王不受欢迎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