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具体的形而下的制度建设，则还要经过几百年，方形完备。

其中要格外注意中国选士制度的形成与变迁。

《汉书&iddot;董仲舒传》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

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7]

究竟是&ldo;自仲舒发之&rdo;抑或稍早些，或许待定，但中国政治土壤中的确长出了一株独特的幼苗，它在几个世纪间从贡举制逐渐演化到科举制，如邓嗣禹先生所论，最终定型于隋唐两代：&ldo;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碻定于唐。

&rdo;[8]

把历史对照起来，才比较容易看出名堂：在大致同样的时间段，欧洲形成了军事贵族的骑士集团，中国则生成靠笔墨吃饭的文官集团。

他们成为各自的社会中坚。

在欧洲，若想做人上人，得靠骁勇、征战和军功；在中国，则&ldo;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rdo;，靠的是学识、德行或吟诗赋文的才具。

这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区别，以及权力的去向。

随着&ldo;士&rdo;的阶层的生长与壮大，中国将社会权力移交给远离武力的文官政治，后者&ldo;手无缚鸡之力&rdo;，无法以武力方式构成威胁‐‐首先当然是对帝权本身的威胁，其次，客观上人民遭受兵燹之灾的几率也大大降低，这意味着社会可以期待较长久的稳定。

对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iddot;兵制三》里有一简明概括：&ldo;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

&rdo;[9]自从这权力模式定型以来，有一种看法就在中国扎下了根，即：&ldo;天下&rdo;虽于&ldo;马上&rdo;得之，却不能于&ldo;马上&rdo;治之。

这可以简化为两个字眼，&ldo;武功&rdo;和&ldo;文治&rdo;‐‐国家建立或改朝换代主要依靠&ldo;武功&rdo;，而社稷延存和祚运传续却取决于&ldo;文治&rdo;。

所以一般地，新朝代建立后，会马上着手改变&ldo;打天下&rdo;时军事系统的状态，使整个系统重组。

宋太祖&ldo;杯酒释兵权&rdo;，往往被讲述成阴谋故事。

其实不然，这一情节来自中央集权政治结构内在而自发的要求，所发生的也远不是一些卓有战功的将军个人权力地位边缘化，而是整个军事系统都被重新构造。

这种重新构造，每个朝代原理相同，具体方式方法不一。

唐宋两朝，军权收归中央，&ldo;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rdo;[10]，文职重臣外出领军，为全权性质，可直接带兵，亦即文臣临时变身将军，故曰&ldo;文武参用&rdo;。

而在明代统治者看来这很不彻底，它进一步设计出文武&ldo;截然不相出入&rdo;的兵制：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

是故涖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涖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

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势不可叛。

[11]

简言之，明军领导管理有两个并存的层面，一为文官系统的督抚，一为武臣系统的总兵、参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