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阅其文，难觅以&ldo;北虏&rdo;为仇为敌之声。

今人面此，不免失望的同时而以为古人不知&ldo;爱国&rdo;。

非也，古人不是不爱国，只是爱国在他们，与我们不属同一语义。

他们的爱国，归结于爱君；爱君即爱国，君仇即国仇。

所以，&ldo;以灭贼之日，为释服之期&rdo;，&ldo;义旗迅指，誓清西北之尘&rdo;，在明代中国人，这便是最高的爱国。

由此我们也提醒自己，到古人那里发掘爱国精神资源，要格外当心这种歧义，否则，很难不有所误读。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朱由崧《登极诏》这一表明朝廷方针的重要文件里，我们只见以&ldo;灭寇&rdo;为使命，不见&ldo;驱虏&rdo;之类字样。

所谓&ldo;三灵共愤，万姓同仇。

朕凉德弗胜，遗弓抱痛，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

&rdo;[20]那个&ldo;馘&rdo;字，仅指李闯。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1644年，明朝认为国家危难仅为内部&ldo;匪乱&rdo;，而非外族&ldo;入侵&rdo;。

现代人接触这种情形，很难不产生反感；由于反感，又很难不在对明末的读解中，掺杂现实的联想。

抗战时期，欧阳予倩大概就是基于这样的联想，重解重写《桃花扇》的。

比如，把弘光朝只谈镇压农民军不谈抗击满清，与&ldo;攘外必先安内&rdo;相勾连；或，用投降抵抗、卖国爱国等现代情感价值，套论弘光间的人和事。

这是从批判的角度，还有相反的，从歌颂角度混淆古今。

我就读过某《南明史》，谈及永历时明军与李自成、张献忠残部合作，盛赞为基于民族大义同舟共济，殊不知那是经过乙酉之变，明之大敌业以满清为首要的缘故；和弘光间计划与满清联手打击李闯一样，这也是时势所致，没有什么现代意识形态可挖。

五

从伦理和心理上对甲申国变后的形势有所疏解后，我们转而具体考察明朝的对清政策。

自形势紧迫论，特别是从后果论（仅隔一年，南都沦陷），明朝在满清问题上，表现出令人不解的迟钝与迟缓。

这固然与史可法督师扬州、离开中枢，南京早早失去主心骨，马士英等人贪渎无为有关，却也符合先前所讲弘光朝对满清所抱的不敌、不仇、不急的总体态度。

换成今天，会在第一时间认真研究对清政策。

而在史料中，起初却找不到这类记录。

弘光朝就对清政策的正式会商，居然还要等上将近两个月。

不过，这不等于满清问题在明朝政治中销匿无踪，它仍然有所浮现，从部分官员个人的议论和报告中。

熊汝霖得知满清觊觎山东的动向，疏言：

近闻卤骑南下，山东诸郡岂可轻委？南北诸镇非乏雄师，不于时渡河而北，或驻临济，或扼德河，节节联络，断其来路，直待长驱入境，徒欲一苇江南，公然向小朝廷（蔑指满清）求活乎？且闯贼遁归，志在复逞。

及今速檄诸镇过河拒守。

一面遣使俾卤回辕，然后合五镇全力，分道西征。

或如周亚夫之入武关，或如王镇恶（东晋名将）之溯渭水，直捣长安，出其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