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袭阮事件&rdo;，因发生于丁祭日的国立大学学生集会，看起来似更有后世学潮的味道。

其一哄而起、群情激昂的广场性、群体性如出一辙，连肢体语言，也很合于&ldo;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rdo;。

[50]

需要特别在意1643年这个时间点，第二年，便发生了崇祯死国、清兵入关、福王南立、马阮当政等大逆变。

从这一时间窗口回看丁祭风波，对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态，便有了清晰的意识。

它不啻于将青春知识群体与阮大铖之间的矛盾推向高点，所谓旧恨新仇，并蓄胸间，一旦找到缺口，怎能不决堤而出？

七

对弘光党争加以探问之前，我们先就材料的使用，明确一个原则。

由于事涉真伪、情况复杂，为求客观，我们对基本情节的诸家讲述，不得不有所依违、取弃。

凡与之有利害关系，或倾向过于鲜明，虽是亲历者，我们对于这样叙说与论评，也只好束之高阁，例如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文秉的《甲乙事案》。

可靠或合理的材料，应该符合两点：一、中立的、没有派别身份的作者；二、作者虽在&ldo;门户&rdo;之中，但叙事论人能够做到持平、求实。

以此两点绳之，我们从诸著内遴出两种，作为了解弘光党争的主要依据。

一是李清所著《三垣笔记》。

作者于弘光间先任工科给事中，再升大理寺丞，事多参决，是历史目击人和&ldo;在场者&rdo;。

其次，他从崇祯朝起就与党争保持距离，置身其外。

关于《三垣笔记》的写作，他强调两点，一是求实，&ldo;非予所闻见，不录也&rdo;；二是&ldo;存其公且平者&rdo;，对某一方&ldo;不尽是其言&rdo;，对另一方也&ldo;不尽非其言&rdo;。

他指出，关于这段历史，官方&ldo;记注邸钞，多遗多讳&rdo;，私家&ldo;传记志状，多谀多误&rdo;，《三垣笔记》就是针对这种情况，&ldo;借予所闻见，志十年来美恶贤否之真&rdo;。

[51]

二是夏允彝（表字彝仲）的《幸存录》。

和李清不同，夏允彝有派别身份，他与陈子龙并为几社两大创始人，&ldo;时吴中名士张溥、张采、杨廷枢等结复社以为东林之续也，公亦与同邑陈公子龙、何公刚、徐公孚远、王公光承辈结几社，与之相应和。

&rdo;[52]然而《幸存录》乃是夏氏赴死之前，以超越党派立场、痛思明末历史的沉潜之心，所投入的写作；书未竟，&ldo;闻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rdo;[53]，临殁前，唤其子完淳而特嘱之：余欲述南都之兴废，义师之胜衰焉，今余从义师诸公九京游矣！

靡有暇矣！

汝虽幼，南都之大政，于庭训犹及闻之……余死矣，汝其续余书以成！

[54]

这样一本著作，其诚切端肃，岂寻常文墨可比。

这一点，为李清所证实。

他晚年隐居著述期间，读到《幸存录》，不禁激赏：&ldo;独夏彝仲《幸存录》出，乃得是非正&rdo;，盛赞之&ldo;存公又存平&rdo;；对于自己写《三垣笔记》，李清也引夏氏为同调，说：&ldo;苟彝仲见此，无乃首颔是记（《三垣笔记》）亦如予首颔是录（《幸存录》），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为幸也。

&rdo;[55]

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