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话并而齐观，才是比较完整的认识。

就东林‐复社来说，国家危难时刻，未能聚焦主要矛盾，全力赴当务之急，确系难辞之咎。

然而与这种过激相比，以阮大铖为代表的一班贪横之徒，满怀私欲，毫无急公近义之心，才是葬送国家的真正根源。

这样的是非，必须分清。

所以，黄宗羲在读到夏氏父子的《幸存录》《续幸存录》后，很不赞同，面对同一营垒里出现这种议论，他略无避讳，针锋相对写出《汰存录》，加以批评：愚按：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此彝仲学问第一差处。

庄烈帝亦非不知东林之为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

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之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

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庄烈帝之所以亡国者，和平之说害之也。

彝仲犹然不悟，反追惜其不出乎此，可谓昧于治乱之故矣。

[109]

这段话，是直接针对刚才夏允彝那段引文而发，语气之激烈，不免令人感到对那样一位殉国烈士有失恭让。

但在黄宗羲看来，事关大是大非，&ldo;当仁，不让于师&rdo;，何况同道？他认为，善与恶没有调和的可能和必要；推动历史和政治朝善的方向发展，是必须坚持的立场，不存在对恶妥协的问题，这是治乱之别的根本。

他再次重复了对于帝权的批判，指出帝王（哪怕是崇祯皇帝那样就个人品质而言相对不坏的帝王）本质上不以天下之治为目标，为了家天下私利，他们对于&ldo;君子&rdo;（善）和&ldo;小人&rdo;（恶），采取参用手法，从中制衡，这正是国家不得其治、终于颓亡的原因。

随后，他提出如下观点：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今必欲无党，是禁古今不为君子而后可也。

[110]

什么是&ldo;东林&rdo;？古往今来，所有推动历史进步、努力建造好社会、与奸恶势力不懈斗争的健康力量，凡属这种追求或这样的人，无论出现于何朝何代，都是&ldo;东林&rdo;；历史本来有&ldo;党&rdo;，天然存在正邪之分，怎么取消得了，又何能混淆？

醍醐灌顶，耳目一新。

读《汰存录》，笔者油然想到约三百年后的鲁迅。

这两位浙江老乡之间，真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黄宗羲如此苛对夏允彝，某种意义上我颇感不忍。

不过，黄宗羲所谈处在更高的层面。

夏允彝的反思，为明朝解体而发；黄宗羲则是从历史正义的高端，论析基本原则，以及人们应有的抉择。

朝有存亡，代有兴替；把握住正确的历史观，总比一时一地的得与失重要。

同时又意识到，从东林到复社，明末党争中前仆后继、代代涌现的知识精英，是如此朝气蓬勃。